善意有可能是錯誤適應的結果，發生在錯誤的時間與地點。

以母猩猩黛西對待瀕死的公猩猩阿莫斯展現出的關懷為例，或是人類照料臨終病人的方式——這麼做有什麼意義？許多人都會照顧年老的伴侶，就像我母親在我父親晚年時的做法一樣。她當時背負了多大的重擔，因為她的體型比我父親嬌小得多，而我父親又已經幾乎無法行走。或者，想想看照顧罹患了阿茲海默症的配偶——這種病人分分秒秒都需要受到監督，不會對你付出的心力表達感激，而且每次看到你都會露出驚訝的神情，埋怨你拋下了他。在這種情況下，你唯一得到的就是壓力與疲憊。上述這些案例，照顧者都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獲得回報，但演化理論卻堅稱利他行為的裨益對象應該是血親或者願意且有能力回報的非親屬。瀕死的配偶並不合乎這些條件。

「出錯的基因」造成善性？

由於黛西、我的母親，以及千百萬的照顧者都偏離了演化教條，因此有許多人談及「出錯的基因」造成我們的善性超越了對自己有益的程度。不過，可別被這種說詞誤導了。遺傳學中之所以沒有出錯的基因這種概念，在於基因不過是一小塊DNA，沒有任何知覺也沒有任何意圖。基因造成的影響沒有任何預設目標，因此也不可能犯錯。把繁茂的利他行為稱為一項極佳的意外還比較適當，但極少有專家會採取這種歡慶式的說法。他們的訊息都充滿了酸溜溜的氣息，彷彿這是個令人遺憾的發展，因為那般傑出「歸因於自私的利他行為」理論遭到了事實的破壞。他們埋怨指出：「從基因的觀點來看，現代生活的一切幾乎全都是個錯誤。」卻沒有推斷出這點將導致他們的理論變得毫無意義。

捐款給遭到海嘯或地震襲擊的遙遠地區是一種錯誤。匿名捐血也是一種錯誤。在慈善廚房工作或者幫一名老婦人鏟雪也是錯誤，把我們所有的資源投注在收養來的孩子身上也是。最後這個例子更是令人費解，因為數以千計的家庭都在持續多年的時間裡不斷犯下這項錯誤，彷彿完全不知道不帶有他們基因的孩子根本沒有任何價值。許多家庭與寵物的關係也是如此，他們對沒有任何回報能力的動物提供非凡的照顧。其他常見的錯誤，包括向陌生人示警、提醒別人帶走遺留在餐廳的外套，以及幫忙載送車輛拋錨的駕駛人一程。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錯誤，其他靈長類動物也是如此。

以阿莫斯的父親菲尼亞斯（Phineas）為例。阿莫斯並不知道菲尼亞斯是他的父親，因為在黑猩猩的社會裡，公黑猩猩與母黑猩猩之間沒有長久的關係，原則上每一頭公黑猩猩都有可能是任一隻年輕黑猩猩的父親。菲尼亞斯在早年曾是老大，但四十歲之後就開始放鬆過活。他喜歡和幼黑猩猩玩耍，和母黑猩猩一起理毛，以及扮演警察的角色。菲尼亞斯只要聽到爭吵聲，就會過去展現力量，豎起全身的毛髮，藉此制止爭吵。他會站在衝突的雙方之間，直到尖叫聲停止。這種「控制角色」在野生黑猩猩當中也受到充分記載。引人注意的是，扮演這種角色的公黑猩猩不會偏袒任何一方：牠們會保護較弱的一方，就算攻擊者是牠們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我經常對牠們這種公正的態度感到納悶，因為這樣的表現與黑猩猩的其他許多行為都大為不同。在超越行為者本身的社會偏見下，控制角色追求的確實是社群的最佳利益。

潔西卡．芙萊克（Jessica Flack）和我證明了群體從這種行為獲得多大的效益，方法是把扮演仲裁者的公黑猩猩暫時帶離群體。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挑釁行為增加、和解行為減少。不過，我們只要一把那頭公黑猩猩放回群體，秩序就會立刻恢復。不過，這項證明還是沒有回答牠們為什麼會這麼做的問題。這麼做對牠們有什麼好處？主要的想法是，高階公黑猩猩可以藉由保護弱者而獲得敬重與愛戴。不過，這種做法對年紀較輕的公黑猩猩雖然可能是一項非常合理的策略，我卻覺得難以套用在菲尼亞斯身上。這頭溫柔的老公黑猩猩在晚年已經明顯過了生命顛峰，看起來不再有什麼野心。儘管如此，他依然熱切監控群體內的紛爭。他追求和諧的行為對群體內的所有成員都有益，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他自己。根據以基因為中心的理論，難道黑猩猩的慷慨也高過了應有的程度嗎？

幫助沒有親屬關係的同類

黑猩猩幫助沒有親屬關係的個體是相當常見的現象，例如華秀（Washoe）這頭全世界第一個受訓學習美國手語的黑猩猩，聽到一頭她根本不太認識的母黑猩猩尖叫跌進了水裡，就立刻衝過兩道通電柵欄拉那頭母黑猩猩上岸。另一個案例則是涉及蒂亞（Tia）這頭棲息在塞內加爾方果力（Fongoli）的野生母黑猩猩。她的嬰兒遭到盜獵者捕走，所幸研究人員後來找到了那頭幼黑猩猩，將其送回群體。吉兒．普魯茲（Jill Pruetz）描述了一頭名叫麥克（Mike）的青年黑猩猩，雖然與蒂亞沒有親屬關係，依年齡判斷也不可能是那頭幼黑猩猩的父親，他卻從科學家放下那頭幼黑猩猩的地方將其抱了起來，直接帶去給蒂亞。他顯然知道那頭幼黑猩猩是誰的孩子，大概也注意到了蒂亞遭盜獵者的獵犬襲擊之後有多麼難以走動。後續兩天，麥克都在群體移動的時候抱著那頭幼黑猩猩，蒂亞則是跛著腳跟在隊伍後方。

即便是成本最高昂的投資，亦即收養沒有親屬關係的幼崽，也不是前所未見的行為。而且，還不只是在我們可能會預期見到這種行為的母猿身上。克里斯多夫．伯施（Christophe Boesch）不久前提出一份報告，列出了三十年間在象牙海岸觀察到的至少十頭野生公黑猩猩，牠們都收養了失去母親的小黑猩猩。二○一二年，迪士尼自然電影公司（Disneynature）推出了《黑猩猩的世界》（Chimpanzee）這部廣受喜愛的電影，其中收錄了黑猩猩群體的雄性領袖弗萊迪（Freddy）如何庇護奧斯卡（Oscar）的做法。這是一部奠基於真實事件的紀錄片。奧斯卡的母親遭遇自然因素突然死亡之後，拍攝團隊正好在適當的時間處於適當的地點。即便在小奧斯卡的前景看來黯淡無光的情況下，他們還是繼續待下來拍攝他。弗萊迪依循其他雄性收養者的行為模式，與奧斯卡分享食物、允許奧斯卡睡在他的夜間巢窩裡、在危險的情境中保護奧斯卡，並且在奧斯卡走失的時候積極尋找他。有些收養者對小黑猩猩的照顧超過一年，有一頭公黑猩猩對收養小黑猩猩的照顧時間甚至超過五年（黑猩猩至少要到十二歲才成年）。除了無法哺乳之外，這些繼父負起了和母親一樣的工作，大幅提高那些孤兒的生存機會。DNA樣本顯示，那些公黑猩猩不必然與牠們收養的小黑猩猩有親屬關係。奧斯卡很幸運。

同理心與利他行為是演化的結果嗎？

與其推斷黑猩猩也會犯錯，且讓我們揚棄這種規範性的語言以及其中暗示我們天生必須遵從基因指示的看法。何不單純認知一項性狀（特徵）的起源，有可能與這項性狀在當前的使用方式是不相干的呢？樹蛙演化出吸盤好吸附在樹葉上，卻也能利用這些吸盤吸附在馬桶壁。靈長類動物為了抓住樹枝而演化出雙手，但我卻能用手彈鋼琴，猴子寶寶也用手依附在母親身上。許多為了某個原因演化出來的性狀，都可以應用在其他目的上。我從沒聽過有人把飛躍在琴鍵上的手指稱為「錯誤」，那又為什麼要把這種語言套用在利他行為上？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利他行為必須付出代價，彈鋼琴則不必，這就為「錯誤」的用詞提供了正當理由。可是，我們有多麼確定廣義的同理心與終生的奉獻不會在長期之下帶來回報？我從沒見過證據顯示這類行為對我們有害，而且我懷疑應該恰恰相反。說過「上帝已死」這句名言的尼采對道德的起源很感興趣。他提醒我們，一件事物的起源（不論是器官、法律制度還是宗教儀式）絕不該與其後來獲致的目的混為一談：「不論以什麼方式出現的物體，存在之後都會一再受到新的詮釋、新的使用方式，也會轉變並且重新導向新的目的。」

這是一種充滿解放性的想法，教導了我們絕對不要以一件事物的歷史否定其可能的應用方式。電腦剛開始發展的時候雖然是計算機，這點卻不會阻止我們在電腦上玩遊戲。就算性是為了繁衍後代而演化出來，任何人卻也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以內）為了樂趣而從事性行為。沒有什麼定律規定一項性狀（像是外部特徵）隨時都必須滿足當初演化出這項性狀的目的。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同理心與利他行為，所以我們應該單純把「錯誤」這個字眼取代為「潛力」。沒有任何東西會阻止我對一頭擱淺的鯨魚產生同理心，而與別人合作將牠拖回海裡；就算人類當初演化出同理心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鯨魚這種動物也沒有關係。我只是充分發揮我與生俱來的同理心能力而已。

※本文摘取自《我們與動物的距離：在動物身上發現無私的人性》，馬可孛羅出版。

作者簡介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

烏特勒支大學生物學博士，全球知名動物行為學家與靈長類動物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荷蘭皇家藝術暨科學院院士，埃默里大學心理學系坎德勒講座教授、烏特勒支大學特聘教授、亞特蘭大葉克斯國家靈長類研究中心的生存環節中心（Living Links Center）主任。

德瓦爾常於《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與《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等重要期刊發表學術研究與寫給大眾閱讀的科普文章，第一本暢銷書《黑猩猩政治學》（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翻譯成二十種語言出版，使他成為全世界最耀眼的生物學家之一，《靈長類的和解》（Peacemaking among Primates）則於一九八九年獲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肯定，二〇〇七年入選《時代》（Time）雜誌世界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二〇一一年入圍《探索》（Discover）雜誌史上最偉大的四十七位科學思想家。

相關著作：《瑪瑪的最後擁抱：我們所不知道的動物心事》《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

譯者簡介

陳信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獎項。譯作《好思辯的印度人》入圍第三十三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譯作豐富，包括《思辨：一場正義之旅》、《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亞瑟的悲劇》、《令人著迷的生與死：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