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治」的漢人

康熙自誇「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是位非常優秀的武人。然而他對學識也非常熱中，對於耶穌會教士帶來的西洋文化相當有興趣，不過他最熱中的還是儒教的朱子學。

他不但以統治者的身分進行大規模的書籍編纂等文化事業，自己也勤於讀書、汲取知識。他試圖成為一個不亞於漢人士大夫的知識分子。畢竟身為君主、天子，目標自然是成為一位傳統中華皇帝的典範。

當然這也是顧慮到對漢人的統治。他衣食節儉、勤勉政務、提倡清廉、減免稅賦，在實際的生活、政策上，也表現出理想的善行善政。這完全是意識到要符合漢人菁英領導階級、讀書人喜好的表現。

然而他卻似乎沒有仔細考慮到，這些舉動在整個社會當中，會有什麼樣的實際效用。所以說穿了，康熙皇帝的這些表演，都只不過是在迎合罷了。西洋的傳教士可以站在一個超越漢人、超越儒教的客觀角度上觀看，因此將皇帝評論為「貪得名譽」的偽善者。

不管是不是偽善者，得到漢人輿論的支持，「投懷送抱、溫言軟語」，都是清朝在統治上必須做到的事。以漢人、中華王朝的做法，若非是明君善政，就難以施行統治。其中康熙皇帝長達幾十年間，不屈不撓、堅持不懈地迎合，因此獲得了明君的評價。我們至少就應該說他君臨天下是成功的。

經過編纂的《清實錄》

然而「君臨」成功和「統治」成功，或許不能畫上等號。歷史上曾有康熙本人親口說過此話的記錄，這在學界裡也非常有名：「漢人心不齊。如滿洲、蒙古，數十萬人皆一心。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漢人與蒙古不同，不能「一心」，且複雜而「難治」，也就是無法統治。這是一段記錄在《清實錄》當中的真實史料，發生在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冬天，似乎康熙皇帝也知道自身的極限何在。

不過事實似乎又並非如此。根據柳澤明的研究，有一個名為「起居注」、更即時的史料。審視這段史料後，所謂躊躇不決，無法齊聚「一心」的，其實是一事無成的漢人臣子。康熙皇帝口中的「你們漢人」，怎麼看都像是在責備眼前的漢臣，而「難治」這個說詞也並不存在。就算「心不齊」、不能「一心」再怎麼相同，但「難治」的漢人百姓與無能的漢人官員，無論在文義還是脈絡上，都相差太大了。

《清實錄》雖然是真實的史料，卻也是經過編纂之物，大有後來遭人變更的可能性。當然兩者的紀錄都有可能造假，但若非如此的話，那就只有可能是《清實錄》改變了紀錄，修改了康熙皇帝的言論。

《實錄》對各朝代來說都是重要的文書。像這種類似竄改的內容更動，絕對不能無視當時的政權或是君主之意。這麼研判的話，這樣的文字就很有可能或多或少是出於繼承了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之意。

我個人則是認為，雍正皇帝是藉父親之口，判定了對漢人的統治已然失敗。宮崎市定辛辣的評論，其實也是體現了雍正皇帝的這番評價。

刷新

或許是由於廢太子一事讓康熙皇帝勞心勞力，他在還曆之年後積勞成疾，於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的年末崩逝。繼位的雍正皇帝是皇四子，那時已屆四十五歲。已邁入初老的雍正，長年在一旁觀察父皇的統治，或許心裡也有所打算了。即位後不久，就積極地展開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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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整肅與自己競爭皇位繼承的兄弟們，以及其他皇親國戚，如隆科多、年羹堯等大臣。被抹滅的都是新任皇帝的親戚，也都是可能會牽制他自身權力、侵害其權限、妨礙其統治的政敵。兄弟與外戚極易成為爭權奪利的敵手，這是自古至今亙古不變的歷史鐵則。看看我們自己最熟悉的日本歷史，也毫無例外。

歷經骨肉相爭後，雍正的地位漸趨穩定，獲得自由的雍正王朝維持了十三年，直到一七三五年。雖然比起父親康熙、兒子乾隆的六十年治世，都要短得多，然而其政績卻有目共睹，重要性遠超過其父與其子，因為雍正年間的稅制、行政、人事、官制，甚至是對漢人的管理，都斷然實行了許多的改革。

為了避免俸祿微薄的官員違法加稅或挪用公款，視職務補償收入不足，支付「養廉銀」。在人事制度方面，任用地方官時，會加上實地的研修期間，使其熟習政務。軍機處的設立，也讓中央政府的決策能夠更靈活的呈現。祕密建儲制也是為了改善過去皇位繼承時產生的混亂。

這些都是前所未聞的清朝獨創制度，而創始者正是雍正皇帝。雍正治世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改革的定位

以上列舉的制度，都只不過是幾個代表性的改革。儘管改革涉及許多方面，不過方向性似乎是一致的，也就是都在追求行政的實務化以及政治的合理性。

對於生活於近代國家的我們而言，或許都是很理所當然的事，因此對於改變國家航向的雍正治世，或許會感到共鳴吧。然而重新思考一下，在當時的中國，這些可說是真正的改革，我們絕不能忽視這個事實的意義。

比方說從「養廉銀」的命名，就可得知當時的官員必須要培「養」「廉」潔的習性，換句話說，可以看出當時官員貪汙、中飽私囊的現況。如果所有官員皆是如此，那也意味著官員並不廉潔，而中飽私囊被視為普遍的行為，並不會被批評或者受到處罰。

然而今天的我們以及當時的雍正皇帝認為這種行為是違法、貪汙，這樣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看來，反而是非常不正常的。不光只是這種不法、貪瀆的觀念，在當時，就連「行政必須要合理且有效率」這種近代國家的最根本、最理所當然的條件，也是完全缺乏的。所以反過來說，能想到這些地方並且加以施行，反而是非常新奇的改革。

這樣的思考差異是極為重要的。滿清在統治漢人時，儘管很艱辛，但並沒有出什麼大錯，正是因為自覺到自身與漢人之間有這樣的差異，並持續維持著緊張感。光是論這種緊張感，致力於迎合的多爾袞與康熙皇帝的治世是如此，斷然施行改革的雍正皇帝亦是如此。

說到迎合，就要配合大多數人，因此只要照例採取規範性的行為即可。尤其是抱著自覺，有的時候制止陋習，有時會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儘管如此，還是能夠沿用既有的制度與官僚機構，因此到康熙皇帝為止所施行的善政，先不論君主本人是否完全認同，但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新的手段、政策與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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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雍正皇帝卻轉換了姿態，排除了過去康熙皇帝的迎合態度，挑戰了大多數的慣例與通則。這麼一來，就需要相應的手段與道具，而這就是「奏摺政治」。

奏摺政治

「奏摺」是文武百官、特別是地方官吏直接發給皇帝的文書，也就是親展的書信。雍正皇帝會直接以硃砂紅筆批諭後發還給寄送人。這個批諭被稱為「硃批」，目前仍留有許多「硃批奏摺」的歷史文物。皇帝透過這樣的書信往來，讓地方官員上報各自管轄地的詳細狀況，並個別直接回覆靈活的指示與訓誡（參見本章章名頁圖）。這雖然僅是一種義務的工作，且是一種非正式、私人的作為，但卻看得出背地裡新施政隨機應變、暢通無阻的做法。

當時當然也有正式的官僚機構與公開的政治措施，然而既有的組織儼然是墨守成規，想要實行違背舊習的改革時，就根本派不上用場。儘管光明正大地實行，也只會讓掌握既得利益的勢力不斷地抗拒或怠工，當時並沒有餘力去處理或排除那些對抗勢力，而且去處理也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精力罷了。

也因此，雍正皇帝在實行容易受到抗拒的改革時，會刻意跳過官方的正式途徑，經過水面下的提案、試行、檢討後，再正式實施。有的政策會重新公布於正式的途徑，但也有並不化為官方、正式的施政，到最終都採取便宜行事的方式。雍正並不拘泥於統一固定形式的手段，而是隨著各種現實的狀況進行改革，這之所以能實現，也是因為利用了奏摺政治這種檯面下、非正式的途徑。

奏摺屬於私人信件，官員們能夠直接上奏雍正皇帝。也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獨裁君主」、獨裁政治的終極型態。我對這種說法並沒有太大的異議，然而雍正皇帝獨裁的奏摺政治，其實是一種實務主義、實地主義、在地主義。因此不應該把這種「獨裁」扭曲成統一的中央集權體系。

※本文摘取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中國的形成》，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岡本隆司

1965年生。專研近代亞洲史，現任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

代表著作：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從環境、氣候到貿易網絡，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史》、《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

譯者簡介

郭凡嘉

臺灣大學文學院畢業，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修畢，現於日本任教。譯有溫又柔《來福之家》及《中間的孩子們》、陳舜臣《青雲之軸》、中村地平的殖民地小說《霧之蕃社》、森見登美彥《空轉小說家》、角田光代《肉記》、柴崎友香《向遙遠的地方前行》等，並撰有日本小說家評論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