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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史提格里茲:市場經濟缺乏備胎 升息解決不了通膨危機

周昱君 2022年05月15日 15:30:00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應台北政經學院之邀,透過視訊發表演講。(周昱君攝)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應台北政經學院之邀,透過視訊發表演講。(周昱君攝)

21世紀到現在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其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第二則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這兩件事不僅暴露市場經濟的侷限,挑戰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更促使我們認知到,科學和理性等「啟蒙的價值」並非理所當然。

 

置身於「後疫情時代」,我們看到當前的世界充斥人為操作的假訊息;許多人以「自由」為名拒絕接種疫苗,卻反而構成他人的風險。國際體系不如想像中的開放流通,反而充滿重重限制,導致有些國家無法及時取得足夠的疫苗,持續遭到排拒。

 

上述種種現象,形塑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思考軸線。史提格里茲6日接受台北政經學院邀請,透過視訊向台灣學界分享他的看法;他從「科學」、「集體行動」和「社會凝聚」等三個面向切入,主張疫情和俄國侵烏這兩件「改變歷史的大事」,讓「政府」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

 

「沒有備胎的車」

 

疫情之下,無論是防疫成果或者疫苗的問世,科學家功不可沒。政府防堵病毒、資助科學研究,並祭出紓困和振興經濟措施,這一連串作為則彰顯「集體行動」的重要性。民眾是否信任政府、信任科學,更看得出一個社會有沒有凝聚力,連帶影響防疫和經濟表現。

 

史提格里茲指出,像台灣和紐西蘭這樣,疫情之初防疫表現令人驚豔的國家,政府都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歐盟亦推出7500億歐元的振興計畫,團結以因應危機。

 

史提格里茲以台灣為例,指出防疫表現較佳的國家,政府的措施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資料照片/美聯社)

 

新冠疫情還帶來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市場經濟」缺乏彈性,遇到狀況時就可能徹底癱瘓。史提格里茲引用美國企業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名言,「退潮的時候,就知道誰沒穿褲子游泳」;他形容,全球經濟就像一輛「沒有備胎的汽車」,平常完全正常,一旦爆胎了就讓人後悔莫及。

 

當前的供應鏈危機,就是經濟體系缺乏「備胎」的例證。史提格里茲分析,這次的通膨跟汽車和二手車價上揚有關,問題出在晶片短缺,背後的根本因素則在於「及時庫存系統」(just-in-time inventory system)。雖然「及時庫存」能降低資本成本,但也讓經濟承受巨大的風險。

 

這次的通膨危機跟汽車與二手車價上漲有關,背後原因涉及晶片短缺。(資料照片/美聯社)

 

至於通膨如何解決,靠的並不是升息;史提格里茲認為,現在的通膨是「供應面」的問題,因此得從「投資」下手。若是升息,反而會造成投資困難,因此該做的其實是找出供應面的具體瓶頸在哪裡,並展開投資。

 

從俄國侵烏事件來看,也顯示出市場「短視」(short-sighted)的另一個面向,代表企業或政府面對風險時,沒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德國過度依賴俄國天然氣。

 

史提格里茲認為,俄國從共產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沒有創造出穩定的民主,反而走向寡頭統治和專制政權;德國早在當時就應該看出,不能指望俄國會是可靠的貿易夥伴,如今只能承擔後果,盡快找到替代能源。

 

位於德國北部的「北溪二號」管線設施。該管線從俄國連通至德國,全長1230公里。(資料照片/美聯社)

 

邁向新冷戰時代 競爭又合作的全球關係

 

疫情和俄國侵烏改變我們對全球經濟的認識,接下來該問的問題是:世界應該何去何從?史提格里茲表示,總體經濟學常用的分析模型不適用;眼前的不確定性太多,也因此難以輕言預測未來。

 

冷戰末期,政治經濟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歷史的終結」概念,預測人類社會將走向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不幸的是,社會並沒有朝他希望的方向走,例如巴西、印度、中國和俄羅斯,都往專制發展

 

 

如今,世界邁向「新冷戰」的時代;二戰以來理想的國際體系遭受挑戰,從世界貿易組織(WTO)乃至於各種貿易協議,其原先所奠基的市場經濟基礎,都需要重新考慮。換句話說,全球經濟的「脫鉤」(decoupling)可能無法避免,導致世界再度分立為兩個陣營。

 

香港經濟學家劉遵義呼應史提格里茲的觀點,並進一步指出「脫鉤」未必是壞事。他認為,脫鉤也代表全球經濟有機會找到「第二資源」(second sourcing),降低供應商壟斷的能力,並使市場更有彈性。

 

劉遵義表示,替代的資源不會自然產生,因此更需要政府介入;以半導體晶片短缺為例,美國政府開始考慮補貼英特爾(Intel),讓它有機會取代台積電。

 

香港經濟學家劉遵義與史提格里茲對談。(周昱君攝)

 

儘管脫鉤似乎成了必然,但仍不應該忽略歷史的發展,因為現在的世界畢竟跟1970年代不一樣了。

 

史提格里茲認為,全球化已經走得夠遠,21世紀的脫鉤程度並不會像20世紀的冷戰那麼嚴重;重要的是,各國如何在競爭的同時,尋求合作的可能,並實現「沒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government)。

 

另一方面,面對氣候變遷和公衛危機這種全球化的風險,「全球合作」更顯重要;若能提高社會凝聚力,就有機會促進更緊密的全球合作,但前提是要能改善各國國內的不平等問題。史提格里茲強調,「不平等是一種選擇」,對立的黨派或組織若選擇團結合作,危機才有解決的可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受邀視訊演講。(周昱君攝)

 

史提格里茲目前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擔任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著有《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和《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等書,主要關注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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