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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與反抗】習大帝的中國夢之下 「低端人口」還有翻身的機會嗎?

周昱君 2022年10月29日 11:30:00
中共二十大期間舉國一片紅色「喜慶」氛圍,卻彷彿更鞏固「高端」與「低端」的落差,離一般中國人民生活越來越遙遠。(美聯社)

中共二十大期間舉國一片紅色「喜慶」氛圍,卻彷彿更鞏固「高端」與「低端」的落差,離一般中國人民生活越來越遙遠。(美聯社)

「我覺得低端這個詞,還真挺形象的,有點像科技的端口,高端、低端,還真挺形象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落幕,全國的人民沒有多少話語權,反倒是以「清理低端人口」著稱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得以進入中國最高的政治領導機構。看在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眼裡,北京的混雜、不排外性格幾乎蕩然無存,徒留階層化的社會,以及對人的漠視。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新建村的聚福緣公寓發生一場大火,死了至少19個人,燒出農民工的生存處境。亡者的頭七之日,藝術家華湧曾到現場拍攝,見證政府派出的怪手如何掀翻、摧毀、驅趕,把農民工賴以為生的樓房全部夷平,房客的家當都來不及收拾,跟碎石破瓦一起攤在冬天的太陽下。


當時,中共十九大剛結束一個月左右。時隔五年,中共二十大拔擢了蔡奇,當年被驅離的大批農民工卻不知流落何方。紀錄片導演聞海接受《上報》訪問,憶起他年輕時「北漂」,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剛要起飛,生活成本其實不高,而且北京到處都是外地來「尋夢」的人。多年後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他已移居香港,聽聞此事相當震驚;現在住在台灣的他,看到政治局常委清一色是「習家軍」,也對習近平的極端作法感到意外。

 

20日,中共二十大期間的北京一景。(美聯社)

 

習近平的理想中國:「控制」的國度

 

在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中,維穩取代經濟,成了他演說的主旋律。數一數報告中的關鍵字,提及「安全」共計91次。提到「市場」18次、「改革開放」11次,加起來還遠比不上「安全」在習近平心中的重要性。

 

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人民處境從來稱不上自由,但在胡錦濤時代,卻還是有短暫的相對開放環境。隨著網路普及,開展出公民維權的空間,特別是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之死,「三博士」上書促使政府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更標誌了「公民維權元年」。隨後又有奧運、世博登場,中國彷彿正逐漸向世界開放。

 

「我們當時認為,經濟的變化必然帶來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必然會帶來民主自由的需求……大家覺得肯定是沒問題的,這是一條好像是必然的、普世的道路。」聞海說,從胡錦濤後期逐步限縮自由,到習近平執政時更進一步「亮劍」,當前的中國正重返一個「危險的時代」。

 

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報》越洋視訊採訪時說,「習近平認為安全是首要之務,一部分的經濟成長可以、也應該被犧牲,以確保中國可以更強大、更安全。」羅谷指出,習近平關心的不只內部問題,更感受到來自外部、尤其是美國的威脅,並把這理解成外國「想阻擋中國合法正當的崛起」。

 

羅谷認為,習近平有野心也有自信,他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理想的領導人,有責任「拯救」中國,把「迷失方向」的中國「拉回正軌」。在習近平看來,從鄧小平以降的中共領導階層弱化太多,改革開放「走得太遠」。為了實現心目中的理想中國,十年的時間不夠;他要的是由上而下的控制,希望黨在經濟上扮演更大的控制角色。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二十大落幕幾日後,習近平也率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赴陝西延安「瞻仰革命紀念地」。由左至右分別為趙樂際、王滬寧、蔡奇、習近平、李希、丁薛祥、李強。(美聯社)

 

(延伸閱讀:【二十大定於一尊】政治局常委只有「習家軍」 實戰派將領入列為武統備戰

 

拔擢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以及上海市委書記李強這樣的人,代表習近平更在乎忠誠,更關心下屬是否聽命行事。今年初上海新冠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封城期間人民不滿幾乎到達臨界點,結果李強非但沒有落馬,反而平步青雲。

 

北京和上海的主政者雙雙高升,或許顯示習近平對治理城市乃至於治國,有一種特定的想像。羅谷指出,這兩個城市都把控制人口、縮減人口當作目標,符合習近平的理想中國樣貌:乾淨、有秩序、不擁擠的「樣板城市」,不存在住著農民工的貧民窟。

 

習近平曾稱,中國越來越多地方罹患了「城市病」。面對環境汙染、交通阻塞、房價過高、資源不足等問題,北京2015年設下目標,要將2020年時的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上海則限制在2500萬人。北京還進一步推動「疏解非首都功能」,讓批發市場、製造業等「非核心功能」的產業「退出北京」。政府下達政策,人民不得不配合,但正如紀錄片《大火之後》的農民工所言,「北京不是我們老百姓的北京,他們不把我們當人」。

 

 

中國「無權勢者」的反抗力量

 

瘟疫蔓延的時代,控制更加無遠弗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中國以「健康碼」制度,建立更嚴密的監控體系。聞海借用友人的話,形容這是「異議人士的待遇變成全民待遇」,以前通常只有抗爭者和新疆人、西藏人被監控,現在所有人都逃不出政府掌握之中。羅谷也指出,從防疫出發的數位監控,會漸漸發展出「更醜陋的一面」,例如打壓異議人士。

 

新冠疫情下中共更強力控制人民生活,核酸檢驗、掃健康碼成了例行公事。(美聯社)

 

習近平的中國容不得任何組織運動,異議人士走的走、逃的逃,更有不少人早就下獄。隨著經濟成長衰退,習近平更把個人威望押在疫情防控上,為了實現清零而不擇手段。二十大之後,各界對中國市場越來越失去信心,港股、中概股一齊大跳水;在中國置產、經商的富人和商人害怕當局馬上要開鍘,紛紛拋售產業,決定出走

 

(延伸閱讀:習近平新領導班子打垮市場信心 中概股大跳水14%市值蒸發734億美元

 

雖然習近平似乎暗示將推動稅制改革和財富重分配,但目前未見實際措施,且若僅止於打擊企業和富人,也不表示底層的窮人必定受惠。

 

未來五年,中國會如何?控制到底的結果,有沒有可能導致共產黨自身走到盡頭?

 

從過去十年的發展來判斷,羅谷認為有兩種可能的劇本。「中國經濟真的有可能變得非常糟,導致中共面臨的壓力大到讓他們認知到,這種控制的經濟並不管用,應該放鬆管制、推動改革……比較不樂觀的情況是,他們找到其他的正當性來源,找到培養中國人對共產黨支持的其他做法,例如激起民族主義情緒。」羅谷認為,第二條路較有可能發生。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高級研究員羅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報》越洋視訊採訪。羅谷過去派駐中國20多年,曾任職《商業周刊》(Businessweek),著有《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視訊截圖)

 

藉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類敘事,習近平把當代局勢類比中國幾世紀來遭侵略的「國恥」,主張「中華民族復興」才是正確的道路,聲稱唯有如此,才能擺脫被外國「霸凌」的命運。中國對台灣的武力恫嚇,也反過來成為大內宣的工具,凝聚中國內部的向心力。

 

環境看似一片黑暗,聞海卻抱持一絲希望,「可能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失敗得多了,再失敗一次也無所謂」。他舉東歐的革命者為例,像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原本是劇作家,後來投身政治運動,撰寫《無權勢者的力量》,這些行動的根基正是源於內心對理想與善的追求。中國傳統上也不乏介入社會的知識份子,「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不就是匹夫嗎?匹夫就是無權勢的人」。

 

「如果我們太物質地去看這個世界,就覺得會嚇死:你怎麼對抗這樣的一個龐然大物啊?」身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聞海替自己設下「游牧」的邊緣人定位,看見不同的圈子,平視社會底層,紀錄「中國主流的芸芸眾生」。

 

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接受《上報》採訪。聞海自2000年起從事獨立創作,作品包含《喧嘩的塵土》、《我們》、《凶年之畔》、《喊叫與耳語》、《在流放地》等,2008年獲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著有《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等。(周昱君攝)

 

日前北京「四通橋」上演罕見的抗議行動,有人在二十大前夕,設法在鬧區掛上布條,批評習近平是「獨裁國賊」。「四通橋勇士」的壯舉,掀起中國海內外不少人聲援響應,雖然現階段僅有小規模抗議,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許也能替中國的未來燃起一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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