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作家、記者和母親,莫黑德(Joanna Moorhead)同時是一名乳癌患者。
憶起乳癌如何走進她的生命:「我注意到左乳附近有一個凹陷。起先醫生認為它不是癌,但切片顯示我已經是第2級的轉移性乳癌 (invasive cancer)。」她說:「我很震驚,但並沒有被擊潰。癌症,我認為自己能應付,失去乳房,我作不到。」
「在醫院裡,我的身體被覆蓋在袍子底下,手術進行時我將不醒人事數小時。醫生做手術前的快速檢視,一直到醫生快離開房間,我的恐懼才發聲:『我需要你的幫忙,你可以告訴我嗎?我是不是一定要進行乳房切除手術?』」
「醫生轉向我,從他臉上我可以看到他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但在我內心深處,我覺得好孤獨,這個切除手術不可以發生,我必須想出別的方法。隨後一週,我的腫瘤變得難以診斷,它存在於乳房的小葉中,而非乳房管道中,這讓它容易躲過X光檢查,進行磁核共振(MRI scan)時才能讓它現形,而磁核共振結果令人天旋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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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st Cancer Now (@breastcancernow) 2018年2月22日
莫黑德說出磁核共振的結果:「穿過乳房的腫瘤比超音波顯示的要大出許多,長達10厘米(我還沒聽過誰的乳房腫瘤這麼大)。宣布這個消息時醫生並沒有看著我的臉,他躲在電腦螢幕後面、他的專業與他的情感相對,我和醫生相隔不到一尺卻彷彿置身不同星球。當他開始說出專業術語,像是『移植』、『植入』或『乳房重建』,我其實沒有辦法消化這則大新聞,那就是,我的餘生將只有一個乳房了。」
對醫生而言,討論手術日期似乎是較為殷切的需求,比處理病患紛亂的思緒重要。莫黑德說:「當時腦中唯一清楚的念頭是,我必須逃離這個醫生和這個醫療的處境,隔天朋友提供我一份乳癌顧問的名單,我留意了其中一位唯一的女性,決定要見見她。」
麥克尼爾(Fiona MacNeill)是一位50來歲的女性,略年長於莫黑德,「她很敏銳,沉穩又充滿情感,我想不太起來我們第一次見面談了什麼,只記得當時我像置身於茫茫大海,而麥克尼爾儼然是我看到的第一塊乾地。我知道她是我可以信任的人,在她的手中我感覺到安全,慢慢抹去將要失去乳房的恐慌感。」
就在這時,一個滑稽念頭浮上莫黑德心頭:「我還是個記者呢,正是我的調查素養讓我想訪問自己這樣的問題:『除了乳房切除,難道沒有別的方法嗎?』」
眼看莫黑德將進行為時10~12小時的乳房切除及重建手術,「它將會留給我一個『新』的胸部,無庸置疑穿上衣服還是看起來很棒…….我本能是樂觀的,但我的潛意識卻遠比表層想法更清晰,我知道手術將幫助我延續生命,但我不能保證自己會如何感受『新』身體。」
「胸部對我來說是重要的,它哺育了我4個女兒,我愛我的胸部,它們對我而言是性的重要表徵、是身體形象的基底,位於我的心靠近我的肺,是我的一部分。我害怕的是,乳房切除術後我會感覺自我也被割掉了,我害怕我不能再感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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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a Moorhead (@JoannaMoorhead) 2018年1月29日
即便如此,莫黑德盡可能否認這些真實的感受,但就在即將進行手術的那個早上,這些內在衝突無所遁形,「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正期待著什麼,我猜我希望費歐娜回到房間裡,坐在床邊,告訴我,至終每件事都會轉好的。」
麥克尼爾並沒有給莫黑德「拍拍」,甚至沒有給她確切的答案,只告訴她:「如果妳不確定乳房切除是正確的事,那就不要作。如果妳不確定,妳就不該作這個手術,因為這將帶來生命的重大改變。」
「討論中越來越清晰的是,我的心理狀態也是重要的。我當然希望我的癌症可以好,但同時我也希望我的自我觀感是完整的。」莫黑德認為自己從從麥克尼爾身上學到的是,許多女性在醫療的過程中以為乳房切除是唯一安全的治療方式。甚至許多DCIS乳管原位癌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患者相信:犧牲單個或全乳房會幫助她們不再被乳癌驚嚇,將得回一個沒有癌症的人生。
這個現象或許與安潔莉娜裘莉 (Angelina Jolie )有關。2013年裘莉作了全乳房的切除手術,這完全是一個預防性質的行動,甚至不是對癌症的治療與處遇。這是裘莉發現自己有潛在危險乳腺癌易感基因 (BRCA )後作的抉擇。
事實上南安普敦大學 (Southampton University )已指出,乳癌發生在具乳腺癌易感基因女性身上並不會比其他癌症更為顯著,這或者可以讓人們重新思考。
乳房切除牽涉極為複雜的感受,但許多經歷單邊或全乳房切除的女性在過程中經歷到的是倉促,這是因為被告知癌症的當下,第一個念頭就是:「妳要死了」,妳只知道能夠藉由乳房切除去挽救,妳以為這是唯一的存活之計。
莫黑德認為對多數女性而言,這是一個尚未釐清的議題,「如果妳在一側乳房有腫瘤,另一側乳房的風險其實通常小於其他癌症發生在身體其他部位的風險。」人們不願意面對的真相或者也包括,對於癌症發不發生,我們的控制範圍本來就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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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女性作全乳房切除是因為,她們認為這可以幫助他們不再被乳癌威脅,或者這樣就不會死。」,麥克尼爾說:「有些醫生就順勢而行,但醫生真正該作的是協助患者確認:妳為什麼想要作全乳切除、妳希望獲致的目標和作全乳房切除到底有沒有相關?然後他們才可能好好討論,不再罹癌和全乳房切除其實並不存在相關性。」
乳腺外科協會主席乳腺外科醫生德比主席 (Consultant Breast Surgeon Derby President, Association of Breast Surgery ) 西伯丁 (Mark Sibbering )也認為,乳房外科醫生需要和女性患者進行真正的對話,可以想見這是療程中最困難的部分。
有證據顯示,接受乳房切除的女性,經歷自我、女性氣質及性的全盤影響。根據英國2011年的全國乳房切除和乳房重建審計報告 (National Mastectomy and Breast Reconstruction Audit in 2011 ),在英國經歷乳房切除手術但未接受乳房重建的女性中,只有4/10對自己裸體時感到滿意,而在乳房切除後即刻進行乳房重建的則有6/10對自己裸體時感到滿意。
莫黑德取消乳房切除手術一週後回到醫院進行腫瘤切除,過程不到2小時,她還能夠自行搭乘公車回家,甚至沒吃止痛藥。「當病理報告顯示出胸部邊緣有癌細胞時,我又回醫院作第二次腫瘤切除,即便如此,我內心卻越來越篤定、清晰。」她說。
腫瘤切除通常伴隨放射治療,必須勤跑醫院(莫黑德當時是一週5天為期6週),且引發疲勞及皮膚的變化,被普遍認為是缺點很多的療法,但對於莫黑德來說,只要可以保住乳房,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
近來有研究指出,腫瘤切除加上放射治療,是比單純切除乳房更好的治療方式,例如美國加州回顧19萬名單側乳癌(0到3期)女性的大型調查,在2014發表,指出切除全乳房並沒有較腫瘤切除合併放射治療顯示較低的風險。
「這些日子我意識到自己是個乳癌患者的時機其實並不多,即便我清楚知道有風險。但對我來說,這是可以承擔的。至終,乳癌沒有毀掉我。」莫黑德表示:「我甚至感覺,罹癌過程賦權 (empower )了我,而非削弱了我。對此,我充滿感激,特別對於麥克尼爾,她讓我理解到知識的重要,因為她,我得以去扭轉原先以為自己不能去控制的處境。」
Four years ago, diagnosed with a large breast tumour, I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not to go ahead with a mastectomy. This is my story. @ObsMagazine https://t.co/3FxI4AJo6H
— Joanna Moorhead (@JoannaMoorhead) 2018年2月4日
2017年,莫黑德曾採訪《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達布沙 (Victoria Derbyshire ),她和莫黑德有類似症狀,但作出了不同的選擇,達布沙進行了乳房切除和重建。「達布沙不認為胸部定義了她,她就像我的另一端,她對自己的選擇非常滿意,我可以理解她,她也可以理解我。」莫黑德也提到當4個女兒知道她的決定時非常震驚,「但當我解釋原因,她們理解了我。」
「我不確定若我當時進行乳房切除手術會經歷到什麼,我的直覺是,那也許會讓我心理不適,我可能覺得很錯置,也有可能適應術後的『新』身體。但我可以確定的是,我很喜歡自己身體現在的狀態,我知道它很好,而我也知道有許多女性在乳房切除術後對她們的身體感到難以調和。」
可以說莫黑德發現乳房切除並不是「唯一」、「最佳」的治療方法。「最重要的是,盡可能了解任何處遇及它獲致的狀態。基於合理的判斷作決定,而非半知半解、未獲證實的資訊。」
最後,莫黑德表示:「不要迴避作決定、為自己負起責任,太多人認為只有醫生能告訴妳該怎麼作,每一個決定都有隨之而來的代價,而承擔這些代價的人是妳,應該作決定的人是妳,而非妳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