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一個抱著「別人有，我也要有」想法的小孩，大日本帝國看到西方列強擁有殖民地，每天也夢想著要一個「新玩具」；但是等到玩具到手了，卻發現這玩具太複雜、甚至不懂得怎麼玩，這下反而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這就是日本接手臺灣一開始的狀況。而讓日本動輒損耗數千人命的臺灣疫情，更是讓「帝國主義新手玩家」的日本束手無策。這一切的「解套措施」就落在後藤新平身上。

後藤新平 17 歲時進入福島縣的「須賀川醫學校」就讀，畢業之 後曾經在山形縣、愛知縣的醫院擔任醫師進而成為院長，但是在 25 歲時轉換跑道進入內務省衛生局成為公共衛生官僚。

當時的日本醫界一心效仿西方排斥漢醫，醫學上獨尊英、德醫學體系，因此在 33 歲那一年後藤自費前往德國留學，僅僅 2 年之後就檢定取得「慕尼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算是「學霸型」的人物。

1892 年，35 歲的後藤新平在眾多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人才競爭下，出任內務省衛生局局長，這在由「東大學閥」掌控的日本醫界，是一件讓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後藤新平在留學德國期間見識到歐洲醫學的發達，以及公共衛生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特別是後藤在 1889 年的著作《國家衛生原理》當中，將「國家」比喻成「人體」，要能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提升整體衛生的機能。

同時後藤特別推崇德國用來維持國家公衛的「衛生警察」系統運作，這些「衛生警察」就好比人體的白血球，永遠在第一線對外來病菌執行警戒與戰鬥。這些理論與思考，就成為他對付新領地疫情，以及統治臺灣的科學方法基礎。

後藤新平「人未到，聲先到」，還沒上任總督府民政局長，就在 1896 年以總督府顧問的身分，提出設置「臺灣公醫」的構想，藉此多少補足臺灣醫事人員不足的缺口。

1898 年 3 月，後藤新平上任民政局長，確立了要好好珍惜「臺灣這個新玩具」的方針，從此之後帝國政府不再徬徨於「要不要把臺灣放到二手網站拍掉」這件事。

同時後藤認為，要治理臺灣，就必須先處理疫情，讓公共衛生與現代醫療，成為臺灣人對新政府心服口服的重大政績。而想要建立健全的衛生制度，讓臺灣不再成為帝國的「後段班生」，就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

雖然在日常習俗上尊重臺灣人原有的習慣，但是在治安、公衛上，後藤新平一點也不想退讓。國家藉由警察，積極介入病防治與衛生管理，又因為總督府陸續頒佈推行《傳染病預防法》、《汙水規則》、《家屋建築規則》、《汙物掃除規則》、 《大清潔法》等衛生法規，這些法令的宣導、監督、取締，全數都要交給警察來執行。

依照後藤的規劃，「衛生警察」將成為督導衛生、防疫的靈魂人物，而警察也將成為臺灣民眾眼中具體「總督府形象」的化身， 於是在防疫第一線的醫師、「公醫」以及警察開始努力學習河洛語、客家語，甚至各種原住民語言。

而「衛生警察」的職掌也是鉅細靡遺，其中包括：管理飲水安全、汙水處理、土地建物變更、汙物廢棄物掃除、《大清潔法》施行、飲食物衛生、屠宰場、墓地與 埋葬、理髮等「健康維護項目」；落實《傳染病預防法》、《海港檢疫法》、《種痘法》、《花柳病預防法》等防疫項目。

雖然以上種種族繁不及備載的事項，許多都需要「公醫大人」的專業配合執行，但是「什麼都要管」、甚至要兼任簡單「限地公醫」任務的警察，也成為名符其實的「波麗士大人」。

*本文摘自《百年戰疫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1885～1945​​》，蒼璧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蔡蕙頻

是圖書館館員，也是老師；是讀故事的人，也是說故事的人，對世界的一切充滿好奇，對臺灣史更是醉心，主張「認識臺灣，人人有責」，而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臺灣的故事說給你聽。

王佐榮

是廣告人，也是老師；曾任世新、中原大學助理教授，目前是木馬廣告公司頭家與輔仁大學助理教授。著有《二戰德軍系列》、《聯合艦隊系列》、《李火增攝影集系列》、《帝國•臺灣》、《東宮行啟》、《來去滿洲》、《凝望鄧南光》、《淡水新政記》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