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侯艾爵士在立法局昭告，香港將在一九九七年歸還給中國，這是港人畢生收過最震撼的消息。儘管在此之前，大多數香港人已經意識到他們沒有其他選擇，但最終是這次的宣布讓這個意識化為現實。就連坐在離外交大臣不遠處的一些政府官員，在他說話的時候也不禁開始啜泣起來。

侯艾爵士的講話並沒有提及，各方對如何確保中國政府信守承諾尚未有共識，只是指出還有幾個實質問題需要討論。他也無視了柯利達在第一套偷牌策略中規定的條件，即任何跟香港有關的安排都必須得到香港人民的接受。香港人從來沒有機會投票表決自己的未來，甚至沒有明確的諮詢程序。非官守議員的代理人身分如今面臨尷尬的局面，他們在公眾面前沉默，會被視為一種默許。但這一切即將改變。

過去，他們一直跟一個自己也不是很贊同的協議綁在一起，而為此感到相當痛苦。如今，這一刻突然給了非官守議員站出來的勇氣。他們終於從沉默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大張旗鼓地展開競選活動，將他們原本壓抑在心中的擔憂公諸於世。五月時，他們一反過去的低調，做出一個相當大膽的行動。他們發表了一份千字聲明，拋出許多質疑跟問題，例如如果北京不遵守條約義務的話，英國將會如何應對？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人將來會有何待遇？如果香港人不接受協議，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打開天窗說亮話，讓大眾注意到這份協議存在著許多漏洞，英國之前一直不願意公開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害怕會激怒北京，使得談判變得更複雜。在英國議會開始辯論香港問題之前，十二位非官守議員決定要飛到當地進行遊說。在他們動身之前，尤德總督曾試圖逼迫鍾士元收回那份聲明。鍾士元拒絕了。

非官守議員一抵達倫敦，外交部早已暗中安排了一場詆毀他們的造謠行動。政府派出了輿論操縱專家到處散布謠言，以種族主義的言論製造恐慌，聲稱這群非官守議員的真正目的，是要為數百萬香港人爭取英國國籍。這使得非官守議員跟英國國會議員在會面的時候氣氛降至冰點。就連侯艾也出言指責，說他們並不是民選出來的代表，所以很難說服人們其觀點具有代表性。

鍾士元對此相當不能諒解，因為當初當權者任命他為非官守議員，就是要讓他來表達香港的觀點，現在同一批當權者竟然做出這樣的指控。

十五年後，他對曾銳生這樣說：「我永遠忘不了批評我們的議員是怎麼說的，說什麼我們不是選舉出來的，怎麼能代表香港？我跟他們說，我同意他們的說法；我們也從未宣稱自己代表香港。我們之所以說要反映香港人的意見，是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比你們更了解香港人的感受。我對他們說：那你們怎麼能說自己可以替我們談判呢？你們也沒有得到我們的授權啊；我們從來沒有選過你。如果我們不能反映香港人的意見，你們也無權在北京代表我們。我永遠忘不了這一段對話，也永遠不會原諒他們。」

最令他們失望的是坐在上議院的麥理浩本人。他們原本還期待獲得他的支持，沒想到迎來的是最羞辱人的背叛。麥理浩公開譴責非官守議員懷疑英國政府的誠信。

麥理浩向曾銳生回憶起當時的場面：「他們很顯然對坐在我身邊的人失去了信心。這裡的人在說：拜託啊，穆雷，他們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立場？……他們在誇大其辭。我們從來沒想過香港人會這樣反應，你最好做點什麼。所以我插話了，我說了：你們的陳述方式相當糟糕，或之類的話。」他至今都對此深感懊悔，他告訴曾銳生，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極其愚蠢、不可饒恕」，但造成的傷害已經不可挽回了。

對非官守議員來說，現在是一個危險關頭，他們陷入一個極度窘迫的境地，中國全國人大召開一個會議就可以讓倫敦和北京同聲譴責他們。鍾士元轉而向香港人民喊話，希望香港人民支持自己，他警告「如果再不出聲，可能就再無機會出聲了。」

接下來幾天，非官守議員陸續收到了八千多封的信件和電報，幾乎都百分百贊同他們的看法。對這群不是選舉出來的非官守議員來說，這無疑是支最好的強心針，證明他們對那份強加的協議所表達的各種擔憂，反映的就是香港人民的意願。這些訊息基本上也是在說，香港人對在倫敦發生的事情都看在眼裡。其中一條訊息甚至寫著：「請麥理浩爵士直接跳湖吧。」

非官守議員後來與侯艾共進工作晚餐，鍾士元安排了代表團的十位成員選出十份的電報當眾朗讀，他們輪流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將電報上表達支持的話語唸出來。當第三位成員讀到一半的時候，侯艾已經忍不住叫停了。「夠了！夠了！」他不情願地投降，「不用讀下去了，我知道你們是忠實反映香港人的意願。」鍾士元後來對朋友說，這是他所有倫敦之行中最精采的一段經歷。

他們好不容易終於扳回了一城，但局勢依然相當坎坷，鍾士元愈來愈相信，英國在談判香港的未來時，並沒有盡最大的努力。他說：「他們，尤其是首相和外交大臣，有很多事情要處理……那個時候，我們在意的只有香港這一件事，但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眾多事情的其中一件，因此我認為這很危險，他們會說：雖然我們拿不到最划算的交易，但不管啦，快點完成交易，快點結案吧，收工。還有其他的案子要處理。雖然這沒辦法避免，但我認為這非常的不幸。」

鍾士元遭遇的屈辱，還沒有到盡頭。一九八三年五月起，他和另外兩名非官守議員每個月都與北京在香港的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祕密會面，並且都會將碰面談話的內容彙報給港督。一九八四年六月，他們受邀到北京。鍾士元原本篤定，他們會以非官守議員的身分受到款待，結果到了最後一刻才被告知，由於北京不承認行政局和立法局，所以他們只能以「個人身分」與會。但無論如何，他們都獲得了鄧小平的接見。

打從一會面，鄧小平就堅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鄧小平告訴他們，非官守議員在跟香港未來有關的談判中，沒有任何插足之地。他說：「中英的談判你們是清楚的，這個問題我們會和英國解決，而且這些問題絕不會受到任何干擾，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

鍾士元很清楚，這是一個關鍵時刻。為了後代子孫著想，他決定要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他很擔心這位個頭雖小但手握大權的大人物身邊，都是一群唯唯諾諾或是拍馬屁的人，所以可能不理解香港人的擔憂。

在他的自傳中，鍾士元記得很清楚他的每個用字遣詞：「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

現在回頭來看，鍾士元的這番話簡直是黑色預言。三十五年後，這三個擔心都成了現實。

面對像鍾士元這樣的直言不諱，鄧小平並不是很高興，他立刻回敬了鍾的發言：「概括來說，你們說香港人沒有信心，其實是你們的意見，是你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信任。」他們又談了一些時間，不久鄧小平說他需要休息，便結束了會談。非官守議員再次吃了閉門羹。他們回到香港後，報紙頭條都大大寫著：丟臉！鄧小平狠批兩局議員三人。北京和倫敦的利益終於趨向一致，共同目標就是盡快簽署協議。香港人再一次被推到了邊緣。

鍾士元面臨的處境也愈來愈危險。他一回到香港，警方就告訴他，有人威脅要暗殺他，消息來源是新華社香港分社。警方詢問鍾士元是否捲入什麼情感問題或財務糾紛而收到威脅，但消息來源讓他確信，原因出在有關香港未來的政治談判正在加緊腳步，有人試圖要他保持沉默。

他告訴曾銳生：「事實上，在聯合聲明簽署和蓋章之前，我已經採取了六個月的預防措施。那時我覺得事情已經結束了，因為我應該影響不了這件事了。一切已成定局。」從北京回來一個月後，鍾士元大力敦促舉行公投，藉此評估香港人是否接受《中英聯合聲明》。項提議當然被時任總督尤德給否決了。

到那時，鄧小平的一年限期進入倒數計時階段。一九八四年八月，離期限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中方下定決心要完成鄧小平的時程，他們突然變得比較好說話。但是英國人並沒有利用中方姿態變軟的機會來取得更多妥協，這讓非官守議員相當失望。鍾士元對於談判的倉促相當不滿，他對曾銳生說：「中國人急著想完成談判……他們拒絕談論細節，結果最後我們達成了一份可以各方解讀的聯合聲明，這是目前政治體制遇到的困境。」

行政長官的選舉問題是最大的癥結點。協議只有說「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中並沒有提到民主選舉，也沒有給出民主制度的時間表。鍾士元擔心這個省略，將會為香港帶來各種問題，他對曾銳生說：「我們(行政局)堅持立法機關必須完全靠選舉產生，但沒有說明行政會議將如何組成，或是行政長官將如何任命或選舉。目前這是其中一個大問題，直到今天，中國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鍾士元的擔憂是有先見之明的。

*本文摘自《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林慕蓮（Louisa Lim）

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高級講師，《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作者。林慕蓮的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主修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和上海長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