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軍隊裡是政戰單位，經常要幫軍隊拍照，拍著拍著，拍出興趣來，我本來念電子科，那時在台灣很好找工作，可是我卻想去當攝影師。」

退伍後，張作驥跑去幾個相關科系的大學參觀，一見到文化大學就愛上了，「簡直是武俠片的場景。」他說，自己完全沒有電影背景，考前唯一做的準備，就是把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李幼新）的那本名著「坎城威尼斯影展」從頭到尾背起來，就去考試了。

「考試題目我記得是『何謂電影藝術？』，我就把書裡寫的得獎片全部默寫出來。」

張作驥興高彩烈地說，他能夠走上電影這條路，李幼鸚鵡鵪鶉是他的第一個貴人。

所以，在《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裡，他不但放進了自己的母親，也把貴人放進去，邀請李幼鸚鵡鵪鶉在裡面演出象徵自由的「火雞哥」，一個載著火雞，自由自在四處飄盪的拾荒老人。

我問他，電影的主角小男孩阿全，是兒子的童年嗎？

兒子國中前都是由他照顧的，所以張作驥對於「男孩」應該是非常熟悉的，一個小男孩怎麼樣變成大人，怎麼樣去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

從不當虎爸　照三餐「賴」兒子呷飽袂

「我從來沒有打過他，他做錯事我要處罰他，就把他放在桌子上或者是樓梯上，妳想，一個小孩在高的地方，一定會害怕。」

兒子現在念大學了，離家住在外面，這老爸變得十分囉唆，「我就一直LINE他，問他吃飽了沒。」

「我的事情，一定傷害他，讓他在外面有很多不好受……。」張作驥的眼睛圓圓地，像一隻哀傷的大狗。

電影裡的男孩阿全，每天背著一台沒有放底片的相機到處拍照，乍看之下，以為是楊德昌的《一一》，看到最後，才知道是完全不同的寓意，阿全拍來拍去，最後，那些有框的影像，都是記憶。

記憶是什麼樣子的呢？當一切都消逝後，到底，記憶要用什麼形狀、味道存在呢？

張作驥在電影裡重現了他與母親相處的最後時光，照顧母親的記憶。

「媽媽失智了，認不得我，可是她不停地找我，大叫我的名字。」

在那半年間，母親彷彿不停的穿越時光裡的各個房間，把張作驥帶到各處場景，「有一天她告訴我她懷孕了，原來她把我當作父親，正告訴我她懷了我姊姊的事情。」

「又有一次她大叫不要打她，把我當作她的哥哥。」

「有一天她把雨傘、棉被什麼的都拖到客廳，放進垃圾袋裡，指著窗外告訴我，船來了。」

拍照也留不住記憶　與兒旅行只管「專心」玩

以前張作驥喜歡收集東西，鋼筆、墨水筆、茶壺啦！母親過世後，他把這些東西通通送人，「看到母親的狀況，我知道這一切最後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什麼是有意義的呢？

張作驥說起兒子，「我跟我兒子以前每次出去玩，都會拍很多相片，可是，幾年後拿出那些相片，我們兩個卻都想不起來那些是什麼地方。」「有一年我們就決定，不要拍照了，」他睜大眼睛看著我，「後來我們聊起那次旅行，卻發現我們把過程都記得很清楚。」

沒菜市場不能活　只拍「窗外熟悉的風景」

他告訴我，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去，工作室最近要搬家了，「我們現在在找房子，我說，哪裡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在菜市場的旁邊。」「去菜市場買東西，你買每一樣東西，老闆都可以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我不能沒有菜市場的……，我根本不懂這個東西我怎麼能夠買呢。」

買東西長知識兼交朋友，張作驥從小就跟著媽媽一起上菜市場，在家與市場間來來去去，家的附近，都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風景。

張作驥直著眼睛看著我，「我只能拍我自己熟悉的東西。」「打開窗戶就能看到的東西。」接著，他抬頭看了一眼工作室的窗戶。馬路上傳來轟隆隆的車聲，工作伙伴們在距離我們50公分的地方大聲對腳本，我們旁邊的走道不停地有人進進出出，過來大聲打招呼，樓下鐵門開開關關發出哐啷啷的聲音……。

他是生活在吵吵鬧鬧的人間，有愛有恨有感激有愧疚，這些便是記憶了——有意義的東西從來都不是具體的，而是那互動片刻留存在心裡的感受，那便是張作驥最愛的東西。（回顧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