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持續，然而臺灣反毒的策略與措施未曾停止。反毒政策最重要的轉折，應回顧至1998年，將「肅清煙毒條例」更改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除刑不除罪的立法，將毒品施用者，視為「犯人」以及「病人」的雙重身分，用治療處遇手段，取代成效不高的監禁。就醫學觀點而言，這種取向是肯認，毒品成癮，是一種疾病行為，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所言，一種慢性精神疾病。另一方面，也強調個人意志無法抵抗成癮行為，因此必須維持一定的國家強制力，監督管理成癮者的戒癮治療。

這樣的轉折絕非一蹴既成，雖經精神醫學、刑事司法界先進與實務界多年努力，外界仍著許多誤解。比如，認為臺灣將毒品施用者除罪化，以國家經費資助犯罪者戒毒，或是認為戒癮治療只是緩解監所人滿為患的權宜之計等等。

實際上，成癮，或是精神病理上的「癮」，是複雜的生物學機制，癮本身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動力與要件，卻也可能危害健康。認為毒品施用者（並非販賣、運輸或製造者）是病人，不僅基於堅實的醫學實證，更是認為，毒品成癮，是所有人都有可能犯下的錯誤，而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毒品施用者，如果僅予以監禁，極可能失去社會連帶，形成更複雜惡化的犯罪行為，失去適當的社會和家庭角色。因而歐巴馬總統任期內，特赦千名非暴力毒品犯罪者，正是期待這青壯年人，可以重拾家庭角色與社會責任，走向復歸之路。

直言之，臺灣的戒癮治療在20多年的努力之下，已經略有成效。但是精神醫療量能有其極限，又因為成癮是容易復發的慢性精神疾病，加上社會復歸需要更多醫療之外的力量協助，因此去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修正，讓醫療機構之外，國家認證的治療機構可以加入戒癮治療的隊伍，擴大協助量能，投注更多戒毒力量，而稱為多元化處遇。

然所謂治療，不同於醫療，在我國法律並無明確定義，因此對於治療機構的認定，確有爭議。雖然相關法規裡，對於戒癮治療，已經限定「治療內容應符合醫學實證，具有相當療效或被普遍採行者」，似有基本規範。唯筆者杞人憂天，唯恐戒癮治療重蹈其他國家覆轍，個人主張應回到毒品危害防制條之制定初衷，才能貫徹20多年來修法的目的，更可以解決治療機構的認定爭議。

既然立基於犯人及病人的雙重角色，醫療即是必要的介入手段，其他治療自然也是針對病人的治療。因此治療者當然是國家認證的醫事人員（如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等等），或是熟悉成癮治療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如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師），如此，才是對於病人的治療。更不至於讓多元處遇，成為「多圓」處遇，甚至於淪為他國時而可見，偽科學、反精神醫學的山達基主義者及其附隨組織的假治療。同樣地，倘若去除了病人角色，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因失去轉向處遇戒癮治療的立論基礎而崩解。因為，如果不是對於病人進行治療，為何獨厚毒品施用者，制定特別條例，豈非坐實了臺灣將毒品施用者除罪化的誤解？換言之，如果不把毒品施用者視為病人，基於平等原則，為何不讓相等罪責的各類犯罪者一律改為治療處分？

簡言之，只有掌握病人與治療的基本角色，並且謹記，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對於負擔多重公共衛生任務的精神醫療與各種治療機構，投注更多資源與支持，才可以讓新世代反毒策略，進入下一個里程。

※作者為台灣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