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塔魯爾

• 印度前外交部長

• 聯合國前助理秘書長

• 現任印度國大黨籍議員

近幾個月來，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頻頻打壓新聞自由，使印度的民主體制倍受質疑。一直以來印度新聞媒體都非常自由，甚至到紛亂的程度。但自從2014年莫迪政府上任後， 這種百家爭鳴的景況出現劇烈的改變。

新德里一月底爆發農民示威，演變為血腥衝突。警方向八位記者提出刑事訴訟，包括可判處無期徒刑的煽動罪。指控原因是記者團隊接獲已逝示威者親戚消息，在報導中指出該示威者死於警方槍擊。當時我發布了與該報導立場一致的推文，因此面臨相同的訴訟。

由莫迪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掌握的四個邦提出訴訟，指控我（國會議員）與六名記者發布關於已逝示威者的「不實內容」。調查新聞雜誌「商隊」（The Caravan）的發行人、主編和執行總編因該報導而面臨5個邦提出的10起煽動罪訴訟，雜誌的推特帳號也一度遭政府封鎖。

我們並不是特殊案例。自由言論集團（Free Speech Collective）調查顯示，單單是2020年就有67名記者被逮捕，而2014至2019年有近200名遭受肢體攻擊，包括2019年的36起傷害事件。某名記者在前往北方邦（Uttar Pradesh）報導一起多人強暴案途中遭警方逮捕，目前已入獄6個月，僅獲准短暫離開探望遠在2000多公里外的喀拉拉邦（Kerala）、身患重病的母親。

相反地，對政府有利的報導完全不受限。即便內容不正確、具有鼓吹性或煽動性，甚至含有歧視弱勢群體或打壓反對派的言論，政府也沒有進行管制。在利益誘哄和大力威脅下，書面與電視的主流媒體都對莫迪政府百般吹捧。

印度的視覺媒體曾經由政府播送內容主導，但如今各種私人節目琳瑯滿目，24小時的多語言新聞台數目過百。光是我所在的喀拉拉邦就有13台用方言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播報的新聞頻道。

但由於競爭激烈，業者開始追求吸睛程度和廣告收入，導致印度新聞業品質逐漸下降。媒體第四權曾經重視編輯標準和新聞倫理，但現今已淪為畸形的平台，充斥感官刺激和詆毀行為。新聞機制似乎已經腐壞，所以人們理所當然地抨擊報導中的人事物，也就是反對黨、文明社會和異議者。政府與其支持者鮮少成為目標。

印度人民識字率逐漸上升，智慧型手機與網路費用也漸漸降低，所以愈來愈多人從社群媒體和書面刊物中獲取新聞，在年輕族群中尤為明顯。但狹窄的市場空間由電視和數位媒體主導，使各報社面臨激烈的競爭。業者明白，每天早上要吸引的讀者都已經看過電視或社群網站，因此報社必須用衝擊性的報導來超越競爭對手。

後果就是在追求爆炸性新聞時，印度媒體落入熟悉的圈套，心甘情願地接受目的性爆料和惡意指控，為了政府內部消息放棄職業倫理。在這種環境下，印度人民黨利用攏絡和威脅的手段破壞新聞自由，使媒體產出的新聞只會支持執政黨立場，或是在政府失靈時轉移大眾注意力。

印度媒體應督促政府，而非逢迎拍馬。幸虧依舊有人堅守自由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應盡的監督責任。印度編輯同業公會（The Editors Guild of India）要求莫迪撤回2021年的「中介準則與數位媒體倫理條款」（Intermediary Guidelines and Digital Media Ethics Code），聲稱該規章損害新聞自由。

但新聞品質下降讓民主守門人為印度民主健康發出警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將印度自由度從「自由」降至「部分自由」，而瑞典研究團體V-Dem Institute把印度評為「選舉專制」國家。前者表示：「印度雖為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但種種跡象顯示媒體已無監督政府的責任。」

莫迪政府採用的打壓手段是殖民時期制定的煽動罪。網站「Article 14」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的煽動罪案例都來自莫迪和印度人民黨掌權的這七年。從殖民統治時代至今，印度的刑事司法體系沒有多大改變。即使真正定罪案例不多，羈押、訴訟、警方調查、庭審等繁瑣的流程本身就已是懲罰。

新聞自由是自由與進步的最佳保障，是讓自由社會團結的黏土。如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著名的比喻，新聞自由讓世界各地的風能夠在房屋裡自在地流動。若莫迪持續打壓第四權，抑制新聞的活躍度和自主性，大眾會逐漸對媒體失去信心，也會不再信任印度的民主體制。

（翻譯： 黃雨虹，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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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Modi’s War on the Pres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