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馬毅仁（Ian Buruma）
●《紐約書評》前編輯

艾爾段可能不需要德國與荷蘭的土耳其公民的選票，就能夠在最近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即便如此，艾爾段仍贏得絕大多數的海外選票，包括在德國和荷蘭僑民近70%選票。不過，並非所有具有土耳其背景的德國和荷蘭民眾都參與投票，所以對上述資料需審慎以待。但右翼土耳其民族主義似乎對雙重國籍者有強大的吸引力，這類海外民族主義者往往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信仰，按著喇叭、高喊政治口號開車穿過德國城市。

這種示威活動展現出某種反抗氣氛、某種高調的身份政治，藉此向多數群眾表明，少數族裔群體同樣擁有發言的權利，但他們也代表某種涉及層面更廣的趨勢：即移民團體的某些成員，在涉及母國的政治問題時，往往比仍住在那裡的民眾更偏激。

例如，呼籲在旁遮普邦建立獨立錫克教國家的卡利斯坦分離主義者，在加拿大或英國的呼聲有時甚至高過印度。同樣，愛爾蘭共和軍也得到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慷慨金援，印度教民族主義分子在英國某些地方蓬勃發展，而激進伊斯蘭主義者則在西歐某些城市找到肥沃的招募來源。儘管在一定程度上，這反映西方有更多政治自由，但其他因素同樣可以解釋右翼民族主義對某些第二代移民的吸引力。

常見的解釋是這些在歐洲出生的非西方或非基督教少數裔相對欠缺融合，這可以怪罪多數族群的固執與偏見，或者怪罪神職極端人員，他們在清真寺或其他宗教場所散播激進甚至暴力的訊息。

這樣的觀點或許有一定道理。某些來自文化和宗教傳統截然不同國家的第2代和第3代移民發現，調整、適應和同化的難度極大，有時甚至根本沒有尊嚴，而這種情況既不出人意料也並不新奇。但許多移民對原籍國產生更嚴重的疏離感，卻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問題。

我在2007年出版《Murder in Amsterdam》一書中，探討摩洛哥移民在荷蘭出生的兒子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的故事。起初，布耶里似乎是完美融合的第二代移民，熱愛足球、啤酒和搖滾樂，但一系列挫折導致他走上激進之路，變成伊斯蘭革命份子，在2004年謀殺荷蘭著名的伊斯蘭評論家梵高（Theo van Gogh）。他在自己的祖國感覺像被鄙視的外人，但有一回到父母曾居住的摩洛哥村莊旅行，又讓他意識到自己永遠無法融入那裡。

布耶里從英文革命網站傳播的某種特別極端伊斯蘭形式中，找到了自豪感和歸屬感。雖然對荷蘭和摩洛哥兩國都倍感疏遠，他卻發現自己歸屬於一個以憤怒復仇為己任的怪異群體，他們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自己不可忽視的力量——就算是透過暴力行為也在所不惜。

這種疏離可能造成巨大傷害，同時影響國內移民團體和國外政治情勢。儘管極端分子所代表的總是少數，但其行為卻給他們所屬群體投下了巨大的陰影。例如，每次伊斯蘭暴力行動都給和平的穆斯林（其中有些人從未踏足過清真寺）帶來不該有的壓力，迫使他們證明自己跟恐怖分子不是一類。

宗教或少數族裔的激進鼓吹者，自然比多數只想和平生活的人更活躍。激進分子有時表現得就像自己能代表不同的社區。例如，2004年，錫克教後裔英國劇作家巴提（Gurpreet Kaur Bhatti）因為撰寫一部關於錫克教寺廟暴力的戲劇，而收到死亡威脅並被迫躲避，在原定演出計畫遭到取消後，一名抗議團體的發言人聲稱這是錫克教團體的勝利。國家和地方政客往往試圖接觸這些未經選舉的發言人，儘管活動人士和抗議者的觀點或許根本不能代表其所謂的社區。

多數錫克教徒、印度教徒、庫德族人和土耳其人及其他少數族裔人員，都不是極端分子或種族民族主義者，但在祖國和其他國家都找不到歸屬感的年輕人，卻在群眾之間煽動偏見和攻擊性，並在其父母或祖父母離開的國家支持極端主義運動。

艾爾段是精明而自私的政治戰略家，他不需要社會學學位就能意識到，土耳其移民在歐洲面臨的問題。他很清楚自己對鄂圖曼帝國的幻想，以及對宗教和種族純潔的呼籲，在苦於認同感的移民之間得到共鳴，因此他也敦促國外的土耳其民眾要抵制同化，這或許會讓移民的生活變得更糟，卻有助於艾爾段當選，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Nationalists Abroa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延伸閱讀：

永慶房屋示警：房市交易平均每4件就有1件短期交易　買賣屋「貨比三家」有保障

永慶房屋用品牌廣告彰顯房仲核心價值「誠實」

房仲服務首重誠實與安心！永慶房屋真房價保證與三不政策　提供最完整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