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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鐘和

●高麗大學經濟學教授、亞洲研究所主任

●著有《教育的重要性》

從中國到印度，近幾十年來亞洲國家高速經濟擴張讓數億人擺脫貧困。但最近，收入分配更趨惡化，如今亞洲的不平等甚至比西方已開發國家還要嚴重。

1990～2012年，中國淨基尼係數——衡量（稅收和轉移支付後）收入不平等性的常用指標——從0.37大幅上升至0.51（零代表完全品更，一代表完全不平等）。印度淨基尼係數也從0.43上升到0.48。

亞洲四小龍不平等惡化

即使是之前「平等」成長的「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和台灣—最近也面臨不平等性上升的局面。例如，南韓頂層10%所得到的收入占比從1995年的29%升高到2013年的45%。

不平等性惡化趨勢背後推動力量，正是近幾十年來推動亞洲經濟成長力量：猛進的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日益開放的邊境讓企業更容易尋找最便宜的地方開展業務。特別是，中國進入全球市場給其他地區的低技能生產工人造成了工資壓力。

新技術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低技能工人需求—此趨勢令高技能、低技能工人間工資差距更大。資本所有者攫取了技術進步的大部分收益。簡單來說，如諾貝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指出，全球技術進步為數百萬特定人群創造出新機會，卻同時讓為數龐大的一群人陷入工資停滯、失業和經濟困頓，進而拉開有資產者、無資產者之間的差距。

南韓明年基本工資增加16.4%

收入不平等常與機會不平等相伴相生，這進一步惡化此趨勢。出發點落後的青年，因為教育和經濟前景飽受限制而最終原地踏步。隨著不平等性日益根深蒂固，有利於促成長的經濟政策的共識可能受到影響，從而破壞社會凝聚，刺激政治動盪。

要避免這樣的结果，亞洲國家需要改變遊戲規則，讓年輕人不論出身貴賤與否，都能獲得在收入階梯上向上攀爬的機會。市場機制不足以實現這一點。政府必須採取行動，除促成長外，還要採取確保成長收益被更平等、更持續地共用的政策。

平心而論，一些亞洲政府一直在努力用進步的再分配政策解决不平等性問題。比如，南韓政府最近宣布自明年起最低工資提高16.4%至每小時7530韓元，並在2020年在此基礎上再提高55%。另外，也還將調升最高收入者和公司稅率。

儘管這些措施能獲得大量群眾支持，最後结果可能會拖累商業投資、阻礙就業機會創造，進而傷及經濟。事實上，遏制當今不平等性局面的首要經驗規則，應該是簡單粗暴的平等主義政策不可能一勞永逸——事實上它們可能會產生消極的長期後果。

必須有效開發人力資產

以委内瑞拉為例，20世紀90年代末，委內瑞拉政府決定實施民粹主義再分配政策，而不是去解決經濟過度依賴石油業、缺乏競爭力的問題。這個選擇讓國家瀕臨破產，也助長的大規模社會動亂和政治動盪。委內瑞拉的國家災難應該讓所有人警醒。

同時強化改善平等、成長最佳方式是有效開發人力資產，這不僅可支持當前的高收入情況，還可以確保未來世代交替。這需要強化社會安全網、再分配稅收與轉移支付計畫，以及普及高品質全民教育。

好消息是許多東亞國家已經開始擴大公共教育投資力度，以期為全體人民擴大機會。但還必須作更多事情。

促進女性受教育、參與經濟活動

亞洲還需要進一步改善高等教育品質，實施課程改革以確保年輕人獲得為進入勞動力市場做好準備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應該更加有效和靈活，從而將人與正確的工作相匹配，給予他們充分的報酬。隨著技術不斷地改變經濟，需要終身教育和培訓讓勞工維持競爭力。

促進更多女孩和婦女受教育和參與經濟活動也十分重要。此外，政府應該營造有利小型創新、新創企業環境。當然，還該保持促進成長政策，提高整體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同时杜絕貿易或創新壁壘。

現今緊張政治氛圍下，拒絕全球化、採取民粹主義再分配政策的誘因越來越多，但這樣做將弊多於利。如果亞洲領導人想實現真正的平等成長承諾，就必須做得更好。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nequality Comes to Asia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