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田宏一
●耶魯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特別顧問
對許多人與國家領導人而言,近幾年全球化已經成為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下的受害者。這代表著,全球化已經不再是以往被認定的正向力量。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何演變至此?
促成全球化主要的因素包括跨境商品、勞力與資金的更大流動,這些因素對於經濟成效非常重要。自由貿易允許國家把資金用在強化競爭力,並促進各經濟層面的表現與繁榮。移民可以為老年化社會注入多元、動力,也能夠透過匯款等方式去減少母國的貧窮問題。外資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可以創造就業、提高研發、產生稅收與強化競爭力。
問題是這些益處不被廣泛分享。舉例來說,移民對東道國低收入勞工造成壓力。而貿易障礙被消除後,企業主把營運業務移往低收入市場,也會有雷同效應。跨境投資有壞處,東道國國人也會出現與外國人競爭的狀況。
上述因素在許多國家都造成不平等加劇狀況。在美國,舉例來說,在「鐵鏽帶」(Rust Belt,泛指在美國密西根州到賓州東部的製造業地帶)低收入勞工面臨數十年來薪資停滯狀況;反觀在華爾街、科技業的高端勞工薪酬卻直線上升。當開放促進經濟發展時,必須確定益處被更平等分享,或至少,部分族群不要被傷害。
許多經濟學家辯稱,成功關鍵因素是採納重新分配政策,通常稅制是最常被使用的。不過,類似的政策執行是困難的,因為政治的關係,甚至不可能實現。許多進步派政治人物都領略過這一個教訓,包括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競爭民主黨總統提名人選時,他提出要重視解決人民對於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狀的失望,主要政策就是再分配。結果他失敗了。
在政治上比較有效,但對經濟和社會不利的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等民粹主義者的方針。川普的解釋簡單、粗暴,利用選民恐慌和失望(例如,指責移民或貿易順差國),也裝作解決問題很簡單(例如,邊境築牆、提高進口關稅等壁壘)。
川普將「鐵鏽帶」工人掙扎歸咎於國際競爭。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技術取代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但這一點常常被忽視,因為它更難妖魔化。同時,川普政府採取極端的、不合道德反移民政策,例如,最近撤回美墨邊境上把非法移民兒童與家人分開的政策。
在許多歐洲國家同樣的對全球化的攻擊,被轉移為針對移民惡毒反對,歐洲一體化進程也日益受到抵制。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選民都選擇把矛頭直指移民的政客。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部分反映出人們反對歐盟內人員自由流動。
透過鼓勵單邊主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包括極權主義,對全球化抵制不但讓各國無法獲得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損害自二戰來,已經保持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國際合作結構基礎。
扭轉這一趨勢需要明確的政策,以否決鼓吹、實施拒絕踐踏民主價值觀的政策的領導人。但它還要求解決全球化真正的消極效應——首先就是過於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在這方面,碳價、國際金融交易的「托賓稅」(Tobin tax)很有裨益。在我的國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或許需要考慮直接調高薪資。
當今全球化世界稱不上完美。但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政策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特别是如果相關政策成為否認移民基本人權藉口。目的是獲得開放性好處的平衡政策——以及確保這些好處得到廣泛共用——也許不是當前政治上最討喜的;但它們能夠讓未來的經濟、社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