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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特

●UNCTAD全球化和發展戰略部主任

10年前，當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宣佈破產時，人們一下子弄不清楚誰欠了誰什麼，誰無法償還債務，以及誰會下一個倒下。結果是銀行間信用市場凍結，華爾街陷入恐慌，企業遭受衝擊，不僅僅美國是如此，全世界都如此。

政客們疲於應付危機，經濟專家則糾結在1980年代以來的低商業週期波動的「大穩健」是否正演變為另一場大蕭條。

影子銀行規模高達160兆美元

事後看來，危機醞釀期的自滿顯然是不合理的。但危機發生後，這一點並沒有多少改變。誠然，我們被告知，金融體系變得更簡單、更安全、更公平。但得益於公共資金的銀行現在變得比以前更大，不透明的金融工具再一次成為時尚；銀行家的獎金也依舊豐厚。同時，無監管或欠監管的「影子銀行」規模已擴大到160兆美元。這是全球經濟規模的兩倍。

過去10年，各國央行向全球經濟注入的數兆美元，推升資產市場反彈、公司併購潮，庫藏股計畫成為管理智慧的指標。相反的，實體經濟在樂觀、下行風險之間起起落落。決策者告訴自己，高股價和出口會刺激平均收入，但事實是，大部分收益都被金字塔頂端拿走了。

這個趨勢表明一個更大的危險：對體系信任喪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很早就認識到，操縱的感覺最終會影響到基於規則的體系的合法性。造成危機的人不但沒有受到危機影響，反而從中獲益，這樣的感覺在2008年後成為日益嚴重的不滿的來源，削弱了對讓公民、社會和國家團結在一起的政治制度的信任。

新興國家經濟僅中、印撐的住

2017年全球同時發作的動盪中，許多經濟建制派迫不及待地開始展望光明前景。除美國外，最近的成長預估都不如先前預期，一些國家甚至出現放緩。

中國和印度動能不減，但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稱受到金融壓力。在主要央行大談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時候，資本外逃、貨幣貶值風險讓這些國家的決策者寢食難安。

主要問題不在於成長萎靡，而在於成長主要靠債務推動。到2018年初，全球債務規模已升高到近250兆美元——比年度全球產出高3倍——而10年前只有142兆美元。新興市場占全球債務存量比率從2007年的7%升高到2017年的26%，這些國家的非金融公司貸款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從2008年的56%升高到2017年的105%。

貿易戰只會增加不確定性

此外，發達國家貨幣條件緊縮的消極後果有可能會比較嚴重，因為資產泡沫已與實體經濟的恢復脫節。儘管股市仍在繁榮，但工資仍然停滯不前。而儘管危機後債務有所膨脹，但發達國家投資-GDP之比仍在下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也保持穩定。

在這一脆弱狀況下卻又充滿不確定。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戰既不會減少美國貿易赤字，也無法阻止中國科技進步。貿易戰能夠「做到」的是，如果以牙還牙反應升級的話，將增加全球不確定性。

同時間，全球經濟也正面臨信心開始消失的局面。對於那些現在就已經飽受金融動盪威脅的國家來說，全球貿易體系的破壞所帶來的附帶傷害將是巨大的、無法避免的。

但是，與傳統智慧相反，這並非戰後自由秩序末日的開始。畢竟，該秩序的鬆懈早就已經開始了——力量巨大的資本崛起，充分就業不再作為政策目標，工資與生產率脫鉤、官商勾結情況惡化。在這樣的情況下，貿易戰最好被理解為不健康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症候。

合作才有辦法解決全球不平等沒有信任

同理，新興國家不是問題。中國伸張其經濟發展權利的決心，受到許多西方國家的狐疑甚至敵意相待。但中國所使用的正是已開發國家之前成就經濟成就時所採用的標準做法。

事實上，中國的成功正是1947年聯合國哈瓦那貿易和就業會議上所提出的願景，在這次會議上，國際社會為日後的全球貿易體系奠定基礎。今時與往日的不同之處印證了當前的多邊秩序已脫離初心遠矣。

一開始，雷曼危機確實引起戰後多邊主義精神的復興；但這只是曇花一現。當前的悲劇是，我們需要更加堅決的合作來解決超全球化的不平等性時，「自由貿易」的鼓聲卻淹沒體系內信任、公平和正義的呼聲。沒有信任，就不會有合作。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Global Economy’s Fundamental Weaknes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