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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進

●　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十周年。對美國而言，2018年相較2008年已經大為改觀。由於在經濟增長強勁的情況下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政策，美國經濟已經從崩潰邊緣轉為瀕臨過熱。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那種認定必須與中國合作共同管理全球需​​求的意識，已被保護主義和敵對情緒所取代。

對於中國而言，2018年與2008年的狀況在某個重要方向上相當類似：來自美國的負面衝擊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了重大威脅。2008年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破產及隨之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出口需求下滑，今日則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所發起的貿易戰。

結構性改革

但中國所面臨的風險並非完全無法控管。如果中國仍完全依靠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來支撐需求，亦即重蹈2008年的覆轍，那麼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

雖然中南海10年前確實避免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但也為其他許多問題埋下了伏筆，包括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債務水準飆升，影子銀行擴張，多部門再次產能過剩以及私營企業實力的相對下降。

川普政府則將其中部分後果視為發動貿易戰的理由。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試圖借助短期措施來加倍刺激總需求，例如透過地方政府導入更多基礎設施投資以及進一步為國有企業放寬信貸。但這種手段可能會造成下一個十年的問題，更好的策略則是著眼於結構性改革。

競爭中立、政府中立

首先，必須要讓私營企業認知在監管、執法、獲取銀行貸款、其他資源及爭取政府合同機會等，是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的。

非國有企業在過去40年中一向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成長來源，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易綱在最近一次講話中對這種「競爭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原則的強調也特別鼓舞人心。

雖然迄今仍未有其他高層領導再提到這一說法，但中國政府應該正式將「競爭中立」原則作為經濟治理的指導規範。

同樣，在涉及對外貿易及投資方面中國應該採取「政府中立（government neutrality）」原則來規範國內外企業間的合作與包括技術轉讓在內的契約談判，更宏觀地說，政府應繼續減低外國企業在中國遭遇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包括宣佈放寬對在本國經營的外國金融企業的限制。

這些舉措將透過提高中國家庭的購買力來提升實際收入，同時透過對效率較低的國內企業施加壓力來增強競爭力。

中國自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經驗也表明：更廣泛的開放最終會為人民帶來更多繁榮。市場靈活性構建更大的「勞動力市場靈活性（labor-market flexibility）」則是中國所需的第三項結構性改革。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公共養老金，醫療保健和其他福利的正式合併強制繳費率已經很高，相當於工資數額的50％以上，也高於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費率中位數（median）。

然而，執法不力卻令中國的國內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些成本，到了2008年，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查察繳費率，讓企業倍感壓力。此外，企業必須在連續續約2次短期合同後，向員工提供一份長期合同的規定，這也導致計畫縮減員工人數的企業必須負擔高額的遣散費（a hefty severance package）。

最後，中國經濟因應負面衝擊和調整就業結構的能力已然嚴重下降。

短期減稅

根據中國目前的生產力水準和發展階段，對應政府福利的強制性繳費率訂在35~40％的水準，採用這個比率的話，其他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相關措施還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經濟復甦力。

最後一項旨在鞏固中國經濟的改革是短期降低企業的所得稅率及增值稅稅率。

我建議短期減稅有兩個原因，與永久性減稅相比，臨時減稅對公共預算的壓力要小得多，同時也能更激勵企業的投資，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削減相當於同時進行「供給面改革（supply-side reform）」和「總體需求管理（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上述大多數改革的必要性，事實上他們也已將供給面改革定為官方政策口號。但目前為止，中南海一直專注於減少過剩產能以及去槓桿化（deleveraging），而不是採取措施來提振私營企業主信心，降低經濟面對衝擊的脆弱性並支持經濟成長。

另外，競爭中性以及對國內外私營企業採更大程度的開放，不但是這些改革中的重要兩個原則，更有助安撫美國，所以目前是採取行動的最好時機。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Reforms China Need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