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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定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

 

穆加

● 巴西智庫The Igarapé Institute共同創辦人

盼在2019年，歷史的潮流得以改變動向。　

2018年，國家內部與國際間的分歧持續加深，縱使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geopolitical tensions）與政治部落主義（political tribalism）改變了國際關係和國家政治，但新技術正在推翻對安全、政治和經濟長期存在的假設。

使問題更複雜的，是社會間愈來愈強烈的互賴現象，面對各種超出國家、城市或是個人控制範圍的力量，尤其是氣候變遷問題，人類所受的影響愈來愈大。

全球化使世界更凹凸不平

30年的歲月能造成的改變，真的非常可觀。1989年蘇聯解體，似乎是自由民主原則和價值獲得勝利的好兆頭。同年發明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也為人類繁榮與全球合作帶來新希望。

21世紀初，像是「距離之死」（The Death of Distance）或「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等華麗標語，則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然而，全球化並沒有使世界變得更平坦，反而讓它變得更凹凸不平、參差不齊。

一個人所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決定了他的前途、壽命與生命的結局，這樣的情況比任何時候都還嚴重。全球化不僅沒有成功使共同價值取代個別國家的理想，反而導致貪婪的競爭、福利國家衰落與國際機構敗壞。而雖然嚴格來講，如今民主國家已比1989年多出許多，許多人卻變得更不自由。

因此公眾對全球化的支持逐漸減弱，也不令意外。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攻擊事件，和各國政府花費美金5.6兆元發動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顯然於事無補。

2008年引爆的金融危機也暴露了專家和機構，根本無能應付「互賴現象（interdependence）」加劇與「技術變遷（technological change）」帶來的改變。菁英分子與所有「倖存者（left behind）」之間的鴻溝，毒害了整整一個世代的政治情勢。

新啟蒙運動

然而，對全球化想像破滅的國家，大致僅有北美與西歐國家。畢竟東亞與東南亞國家的新興勢力已經崛起，而且總體來說，與30年前相比，世界大多數人口的客觀生活狀況已改善不少。

柏林圍牆（the Berlin Wall）倒塌後，西方世界以外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中國更是增加了2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壽命（life expectancy）」增加了15年，而且全球有30億人學會了如何閱讀與寫字。

但是沒人能夠保證哈佛大學教授平克（Steven Pinker）所謂的「新啟蒙運動（New Enlightenment）」將持續有所斬獲。

17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可以說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造成的結果，文藝復興時期不僅是科學與藝術改革的時代，更是不容異己的觀念、宗教戰爭與對科學家與知識分子迫害的溫床。

文藝復興期間和之後之所以會產生反動暴力，主要因為菁英分子無法應付印刷革命所帶來的巨變，與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

今日的菁英分子必須特別注意這點。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嚴重後果，深深傷害了公眾對政府當局與專家的信任。

使右翼與左翼的民粹主義團結在一起的，莫過於對坐擁特權、只在乎自身利益的傳統決策者所抱持的失望態度。

保護弱勢團體

他們所言並不無道理，為了推廣全球化，政府實施的政策漏洞百出，並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今時今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自動化技術（automation）」很有可能取代人們的日常工作，更進一步加劇社會分裂。政治領袖與民眾，是否能夠集中意念來對抗共同的威脅，還是我們正在製造更大的分裂？

對此，2019年有關單位所採取的行動至關重要。比起任何時候，現在都應該更加努力解決日益增加且環環相扣的改變因素。

為此，政策制定者必須採取行動以保護弱勢群體。

正當人們最需要社會安全網時，它卻遭到大幅削減。金融危機耗盡政府資源，並造成大量舉債之後，美國等國家政府卻是透過減稅使情況雪上加霜。

更廣義地來說，我們必須親自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揚棄20世紀過時的模式，撇除將一切政治二分為左派與右派，或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作法。

2019年的政治立基在價值觀念之上，這也是為什麼傳統政黨受訴諸民族情感與懷舊情懷的新興政黨團團包圍，而感到腹背受敵。

正視不平等

到目前為止，政治革命總是充滿憤怒與挫折，但是我們可以，也應該要藉由這些情緒來實現建設性的改革目標。

若欲使全球化具有包容力，我們則必須正視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擁抱各方面的多樣性，並確保國際合作跳脫「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框架。

2019年成敗結果的重要性已到達顛峰。

極端主義、假新聞與受到外國操縱的政策，已嚴重威脅民主制度。若政策制定者與政治領袖再不更積極地參與，那未來的希望將會非常渺茫。但由於改變的步伐持續加快，加上國際間互賴現象逐漸加劇，找到共同解決方法變得難上加難。

雖然放棄或在面臨重大決策時臨時卻步都相當容易，但不論我們是否親身參與對話，正在發生的改變都會影響我們所有人。

這麼說來，我們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素養，並多多接觸較為複雜的想法。若不這麼做，反而去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只會引發更大的災難。

唯有親手替未來塑形，我們才不會對未來如此恐懼。除非勇敢的人能夠站出來，未來不會更有正義，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擊破道道新牆

30年前柏林圍牆倒塌，而今我們又來到了面臨選擇的十字路口，眾聲喧嘩的各派思想與理念，正在彼此激鬥。

社會內部與社會之間所建立的道道「新牆」（new walls），正嚴重威脅我們共同的未來。今年，2019年，是時候將它們各個擊破了。

（翻譯：蔡惟方，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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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 Year to Ac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