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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近期，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在法國比亞里茨（Biarritz）舉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會上的表現受到諸多觀察人士批評，稱其不謹慎、具破壞性（careless and disruptive）。

但也有人認為新聞媒體和業界專家過於關注川普個人的出格動作（antics）、推特上的言論和政治博弈，他們堅稱從長遠來看，歷史學家一定會認為這些負評只是川普的小過失。

但更大的問題則是，川普當選總統究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抑或只是歷史中的一個小插曲。　

當前人們圍繞川普爭論不休，再次引發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歷史上的重大轉捩是出於人類的選擇，還是我們無法控制的經濟政治力量帶來的、勢不可擋的結構性因素？

一些分析人士把歷史的長河比作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決定流向的是氣候、降雨、地質和地形，而不是裹挾在河流中的任何東西。但即便如此，人類能動者（human agents）也不只是攀附在木頭上随波逐流的螞蟻。他們更像是激浪漂流的勇者，試圖掌握方向，避免與岩石相撞。

雖偶爾翻覆，但有時也能夠朝著預定目標前行。

瞭解過去一個世紀美國領導人的外交政策選擇和歷經的失敗，可以幫助人類更好的應對如今川普擔任總統帶來的問題。每個時代的領導人都認為自己同時具備獨特的變革力量和人性。選擇很重要，不作為可能與作為同等重要。

舉個例子，20世紀30年代美國領導人的不作為導致世界淪為人間地獄，同樣具深遠影響的，還有當美國擁有核壟斷（地位）時，（美國）總統拒絕使用核武器。

決定這種重大選擇的是局勢還是人？

回首過去的20世紀，美國前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打破傳統，派遣美軍前往歐洲作戰，倘如果換成另一位美國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這種情況同樣有可能發生。

因此，要說威爾遜所做的重大改變，其實在於他用一種道德論調合理化自己的決策，以及固執地堅持參與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儘管結果事與願違。部份人因而指責威爾遜的道德主義導致美國在1930年代重回孤立主義（isolationism）。

另一位美國前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直到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爆發後，才讓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使領導人是位保守的孤立主義者，國家也可能因各種狀況捲入世界戰爭。不過，美國參與歐洲戰爭的決定因素，仍在於羅斯福如何描述希特勒（Adolf Hitler）帶來的威脅，以及他又做了怎樣的應對準備。

二戰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峙，為冷戰（Cold War）兩極格局奠定雛形。

但如果成為繼任（羅斯福）的是華萊士（Henry Wallace，1944年受羅斯福任命成為副總統），而不是杜魯門（Harry Truman），美國回應的方式和時機便可能有所不同。

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之時，若孤立主義者塔夫脫（Robert Taft）或獨斷的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勝選，就可能會破壞杜魯門「圍堵政策（containment strategy）」之下相對穩固的局面。

事實上，艾森豪（Dwight D.Eisenhower）的勝選，進一步延續了（美國的）圍堵政策。 　

古巴飛彈危機（Cuban Missile Crisis）期間，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避免核戰爭、簽署第一項核武器控制條約（譯者註：指《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但他和繼任者詹森（Lyndon B. Johnson）都讓美國深陷於越南戰爭的泥潭，最終慘敗，代價不菲且毫無必要。

20世紀末，結構性力量（structural forces）導致蘇聯逐漸分崩離析，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又進一步加速了蘇聯解體，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的國防建設和談判技巧，以及老布希（George H.W. Bush）的危機處理，則對於冷戰的和平結束發揮了重要作用。

換句話說，領導人和他們各自的領導技能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意味著川普的行為無法輕易被駁回，這並非好事，比起他的推特言論，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制度、聯盟和美國的吸引力這項軟實力（America’s soft power of attraction）。

民調顯示，川普當選後，美國的吸引力已然下降，他同樣也是首位背離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總統，二戰後由美國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至今已延續約70年。

川普政府首任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後辭職）將軍最近也對川普忽視盟友表示遺憾。

總統需要同時使用硬實力和軟實力，以互補而非衝突的方式連結兩者，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和組織技能不可或缺，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也同樣重要，諸多技能都發源於情商，包括自我意識、自我控制和情境智力（contextual intelligence），它們使領導者能够理解不斷變化的環境，利用當下趨勢，應用相關技能。

川普並無過人的情商、情境智力。

領導理論家穆昆達（Gautam Mukunda）指出，那些歷經重重政治層級磨礪、最後才當選高位的領導人，他們的表現往往是可以預測的，老布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他未經歷練的領導人，當權後的表現則差異甚大。

美國前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是一位相對未經歷練的總統候選人，卻也是美國史上最好的總統之一，川普在當選總統前同樣從未涉足政界，從政前是紐約的房地產開發商和實境秀主持人。

事實證明，川普在操縱現代媒體、挑戰傳統智慧和顛覆性創新方面極為嫻熟，雖然部分人認為這樣的川普可能會帶來積極的結果（例如在中美關係方面），但大部分人仍持懷疑態度。

川普在歷史上的角色可能取決於他能否連任。

如果（川普）執政8年而非4年，美國原有的制度、已建立的信任和軟實力就更有可能受到侵蝕，但無論執政多久，川普的繼任者都將面對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

部分是川普政策的影響，部分則是世界政治的重大結構性權力轉移，包括從西方到東方的轉移（亞洲的崛起），以及從政府到非國家行動者（non-state actors）的轉移（由網路情資和人工智慧賦權）。

正如馬克思（Karl Marx）所言，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盡然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川普卸任後的美國外交政策，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翻譯：孟修然，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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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rump’s Effect on US Foreign Poli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