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貧困】寄生上流都演真的 首爾青年薪水一半用來付房租

李惠美(이혜미) 2021年02月10日 10:00:00
首爾街道的人群。(湯森路透)

首爾街道的人群。(湯森路透)

編按:「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作品《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當中,得出結論:無論人再如何貪心,埋葬他的土地仍只有僅僅六英尺(約182公分)。那一位南韓青年居住,又要多少空間呢?」

 

一位青年需要幾坪的空間?

 

這是首爾市車站商圈內的青年住宅,對我們這個社會提出的疑問。2019年9月,「首爾市車站商圈青年住宅」發布招募入住者的公告,社群平台上立刻針對「五坪爭論」展開一場筆戰。針對「僅能為大學生和青年朋友提供五坪(16平方公尺)空間」的公告內容,理想派的人表示「難道是要青年朋友只能住在雞舍嗎?」而現實派的人則提出「對從外縣市到首爾的青年來說,只要是便宜的五坪那就很珍貴」等意見反駁。

 

 

若這世界上只有文學帶來的浪漫與充滿教訓的人生固然美好,只是上述這個平鋪直敘的問題,已經不僅只是一種隱喻或比喻,而是社會各界針對當前青年族群的生存問題所提出的討論。如果是個更美好的社會,那絕對不能說出「對青年來說,有個能讓一個人躺下的空間就夠了」這句話。青年是生活在我們周遭的真實人類,也是渴望讓生命更加美好的主要動力。

 

我自認為年輕時曾具有「居住難民」的身分,看著「五坪」成為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實在感到淒涼且心痛。我曾在找不到房子時,與同樣承租過出租公宅、處境類似的兩位朋友一起住進共租公寓,也有用盡一切努力,不斷尋找租屋福利優惠的經驗,所以我明白即便只是「五坪」,但公共住宅所帶來的居住穩定性確實彌足珍貴。

 

與此同時,在政府規定一口之家的最低居住標準是14平方公尺(4.23坪)的情況下,這樣一棟打著公共為號召的住宅,卻只能提供比最低標準稍大一些的五坪空間,確實也值得受到公評。無殼蝸牛聯盟委員長崔知熙批評:「打著公共為號召,卻只能提供五坪的出租套房,肯定會讓一般的租賃業者,有藉口提供更小的套房給一般承租戶。」由於市中心擁有許多社會建設、有形與無形的資源、無限量的機會,所以無法容許窮人進駐,要求他們「沒有錢就必須住在郊外」,從這一點來看,這樣的出租公宅讓青年族群有機會住進車站商圈,確實也別具意義。

 

青年族群真的很窮困嗎?

 

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如今的青年世代享受著富裕文明帶來的好處、過著豐衣足食的物質消費生活,但他們看起來卻非常貧窮。他們的的美食、來來往往的海外旅遊紀念照,展現出比物質更重要的個人「愛好」。他們的Instagram上全是各地的美食、來來往往的海外旅遊紀念照,展現出比物質更重要的個人「愛好」。

 

 

當然,我們無法以「青年」這一個詞彙,囊括所有20到29歲的年輕朋友。社會上既有就讀SKY大學(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的簡稱)、首爾土生土長的中上流青年,就有來自重工業城市、學歷只有高中畢業的藍領青年勞工,更不用說從專科大學畢業、只能擔任約聘客服人員的青年朋友。不過由於「青年居住貧困」其實是許多年輕人第一次離開父母、搬離家中展開獨立生活會經歷的問題,所以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所提及的「青年」,將會是以由於學業、就業等因素,從外縣市離鄉背井來到首爾,展開獨立生活等人口統計學上定義的特性為前提。

 

青年真的「很貧窮」。至少從統計數字來看,貧窮的徵兆顯而易見。在社會整體越來越富裕的趨勢當中,唯有居住貧困的比例逆勢飆升。雖然韓國整體的居住貧困比例從2005年的20.3%,逐漸降低至2015年的12%,但唯有青年族群,尤其是,首爾的青年族群例外。

 

首爾的單身青年居住貧困比例從2005年的34%,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37.202%。為了進入大學、累積經歷、準備公務員考試等,許多外縣市的青年紛紛來到首爾,他們無法獲得父母太多的幫助,大多只能住在考試院等非住宅形式的空間內,即使租了套房獨立生活,也會為了節省生活開支,而在低於﹁最低居住標準﹂的條件當中,過著廉價的生活。

 

當代青年是失根的蘭花,只能在各地漂泊

 

我個人在五年六個月期間搬了六次家的經驗,就足以說明一切。在租房時,長一點的可以簽下一整年的合約,但很多人會因為入伍、出國學習外語等各種情況,必須在合約到期前打包行李搬家。若獲得實習機會,就必須搬到距離公司較近的地方。再加上因為麻煩、因為屋主不准,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很少有人會去辦理﹁入戶申報﹂,於是在房子裡遭遇的﹁不佳體驗﹂自然無法改善,就這麼轉嫁給下一位入住者,鬆散的年輕居民無法獲得政治上的力量,生活自然不會好轉。

 

相反地,既得利益階層串連在一起,樹立起堅固的政治高牆,每到選舉期間,那些必須透過選票才能獲得公職的人,就會與老一代的資本家團結在一起。背棄與青年之間的約定,只為保護個人利益,絲毫不知羞恥地站出來煽動利己主義。青年世代的聲音無法傳達給體制內的政治人物,那些並沒有居住在當地,只有住址登記在選區的屋主的聲音,反而蓋過了真正的當地居民的聲音。看看每當發布計畫要興建大學宿舍、青年幸福住宅時,地區居民就會團結起來像蜂群一樣抗爭的情景吧。

 

 

2018年年,首爾永登浦區的一棟公寓裡張貼了一篇文章,將青年出租公宅(車站商圈2030年青年住宅)貶低為「貧民公寓」。公寓居民主導組織的緊急對策委員會,發表下列反對出租公宅的原因:

 

一、公寓價格暴跌。

二、地質脆弱。

三、交通混亂。

四、影響日照權、景觀眺望權與周遭環境。

五、社區將貧民化,成為犯罪的溫床等,損害社區形象。

六、兒童青少年問題多,成為犯罪的溫床。

七、保育權受影響,成為教育弱勢地區等。公宅都還沒動土、都還不知道是哪些青年入住,住戶就輕易地將青年族群當成是「潛在的罪犯」或「放蕩的青年」。

 

套房裡、考試院裡、半地下室裡、頂樓加蓋房裡,人被分子化、原子化,就像一個蘿蔔坑裡只能有一根蘿蔔一樣,人們彷彿就該待在他被認為應該在的地方。「緊急對策委員會」用強力的喇叭高聲抗議,蓋過了青年族群的聲音。只要到任何一間大學附近、任何一個地區去走一遭,就能夠看見這樣的情形不斷上演。2013年反對高麗大學興建宿舍、2015至2017年反對漢陽大學興建宿舍、2016年反對城北區東小門洞興建幸福宿舍……

 

「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以小學生為對象的性犯罪。作為一個有女兒的媽媽,幸福宿舍讓我首先想到的是性犯罪問題。」「在住宅區興建具備商業性質的宿舍,真的合適嗎?年輕族群大舉進駐,會使居住環境變差,也很可能使性犯罪機率上升。」

 

上述引用的內容,是居民反對東小門洞幸福宿舍興建時所提出的意見,至於我們的社會是否真的應該接受這些主張,將當代青年族群的生活推遲到「以後」再說,就交給各位來判斷了。

 

「區長、市議員、區議員、國會議員等透過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與從事非法租賃的業者沆瀣一氣,沒有人願意幫助一無所有的青年。

 

「大學宿舍之所以蓋不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首爾市內的行政區等地方政府不願意發放建築許可。區長、郡守等透過選舉產生的地方公職人員,明明握有能規範非法建築的權力,但卻因為既得利益者對他們施加政治上的壓力,而使他們無法任意行使職權。」(韓國都市研究所長崔恩英)

 

 

於是青年的居住環境更加惡劣,且需負擔一定水準的居住費用,這使得他們沒有餘力維繫生活。考試院一坪的平均月租是4300元,首爾市八個行政區的公寓一坪的平均月租是1326元,考試院一坪的平均月租是公寓的3.28倍。每三名青年之中就有一人(37.1%)即使從事像樣的工作,或正在求職中,但仍處於貧困狀態。

 

「年輕時就一定要吃苦,住在又小又貴的房子裡嗎?保障居住權是國家的責任也是義務。我租的房子光是押金就要14.2萬元,每個月還要付含管理費在內總計兩萬元的房租,常常不夠錢吃飯。薪水有一半以上要用來付房租,我不知不覺間成為『房奴』(House Poor)。」(20歲大學生千其柱)

 

屋主的蠻橫、不為青年發聲的政治、未盡到照顧學生居住問題義務的大學、只保護既成世代屋主的法律與政策,沒有任何一項對青年族群友善的條件,而為了了解青年朋友面臨「10人中有4人(37.2%)」成為居住難民的問題,我再一次前往第一線調查……

 

 

作者簡介

 

李惠美(이혜미)

大學主修中文與政治外交。2015年於釜山日報展開記者生涯,期間曾轉任韓國日報企劃採訪組記者,現為政治組記者。曾獲韓國記者協會「年度女記者獎」、韓國記者協會「本月記者獎」「年度資料基礎探查報告獎」「韓國網路新聞獎大獎」等獎項。將已故記者李容馬說過的「媒體最重要的功能是對權力的監視與批判,同時也必須持續不斷為社會的弱者發聲」謹記在心。

對書寫這個行為感到戒慎恐懼,成果雖總是令自己感到羞愧,但唯有寫作時才能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活著。現在正為了拯救沒有被世界選擇、被遺棄的話語,而持續書寫著。(編註:李容馬,2012年為了訴求新聞報導自由與正義,與工會成員一起策劃了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因而被MBC電視台以「擾亂公司內部秩序」為由解雇。出版《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網路與書出版〕)

 

譯者簡介

 

陳品芳

政大韓文系畢業,於台韓兩地職場打滾過後看破紅塵,終於決定當一個專職其實是阿宅的譯者。喜歡看韓國電影、聽韓樂,十分享受宅在家趕稿邊掛網打遊戲的時光。

 

※本文摘取自《剝削首爾:是炒房者造成我們的貧窮!寄生下流殘酷史,蟻居村全貌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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