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出生在蘇聯國安會，受它形塑、得它鍾愛，被它扭曲和傷害，而且只差一點就被它毀滅。這個蘇聯間諜部門就活在他的身心之中。他的父親終其一生效力於這個情報部門，每天都穿上國安會的制服，連週末也不例外。戈傑夫斯基一家住在指定的公寓大樓裡，鄰居都是間諜同仁，他們享用專為軍官保留的食品，閒暇時間則與其他間諜家庭社交。戈傑夫斯基是國安會的孩子。

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是人類所創造最複雜也最無遠弗屆的情報機構，它直接繼承了史達林的間諜網，將國內外情報蒐集、國內安全執法與國家警察的角色融於一爐。高壓、神祕又無所不在的國安會，滲透並控制了蘇聯人生活的每一面向。它根除國內異議、保衛共產黨領導、向敵對勢力發動間諜及反間行動，並威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人民俯首帖耳。它在全世界吸收特務、布置間諜，無孔不入地蒐集、收買和竊取世上每個角落的軍事、政治及科學機密。在權勢鼎盛之時，國安會擁有一百多萬軍官、特務及線民，形塑蘇聯社會的深刻程度更甚於其他任何機構。

對西方來說，KGB這個縮寫本身就是「對內恐怖、對外侵略及顛覆」的代名詞，以及由千人一面的國家黑手黨運作的極權主義政體一切殘酷之簡稱。但生活在國安會鐵腕統治下的人們卻不這麼看待它。國安會肯定激起了恐懼與服從，但它做為近衛軍、做為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的堡壘，以及共產主義的衛士，卻也同樣受人景仰。成為這支享有特權的菁英部隊之一員，正是讚賞與驕傲的來源。加入這個部門就是一份終身職。「沒有『前國安會人員』這回事。」前國安會軍官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這麼說過。這是一個嚴選成員的俱樂部，而且絕無可能脫離。在那些擁有充分才華及抱負的人們看來，加入國安會的行列既是榮譽，也是責任。

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從事其他工作。

他的父親安東．拉夫連季耶維奇．戈傑夫斯基（Anton Lavrentyevich Gordievsky）是鐵路工人之子，當過教師，然後被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轉變成一名盡心盡力、毫不質疑的共產黨員，正統意識型態的嚴格執行者。「黨就是上帝。」他兒子後來寫道。老戈傑夫斯基的忠誠始終不曾動搖，即使他的信念要求他參與不可告人的罪行。一九三二年，他協助執行了哈薩克的「蘇維埃化」，策劃從農民手中徵收糧食，以供應蘇聯軍人及城市所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死於由此導致的饑荒。安東近距離目睹了這場國家一手造成的饑荒。同年，他加入國家安全總局，接著加入史達林的祕密警察組織，即國安會的前身──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他是政治總局的軍官，負責政治紀律及教化工作。安東與二十四歲的統計員奧爾嘉．尼古拉耶夫娜．戈爾諾娃（Olga Nikolayevna Gornova）結了婚，兩人搬進莫斯科一棟專供情報部門菁英居住的公寓大樓。長子瓦西里（Vasili）生於一九三二年。戈傑夫斯基一家在史達林統治下茁壯起來。
 

當史達林同志宣布革命遭遇了來自內部的致命威脅，安東．戈傑夫斯基已做好準備為清除叛徒貢獻一己之力。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大整肅」（Great Purge），全面肅清了「國家公敵」：第五縱隊和隱藏起來的托派嫌疑犯、恐怖分子和破壞分子、反革命特務、黨幹部和國家官員、農民、猶太人、教師、將領、知識分子、波蘭人、紅軍官兵，以及其他許多人。其中大多數人完全無辜。在史達林疑神疑鬼的警察國家裡，舉發他人是最安全的保命之道。「寧可讓十個無辜者受苦，也不可放走一個間諜。」內務人民委員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說，「劈柴總會有碎木屑飛濺。」線民耳語、拷問者和劊子手上工，西伯利亞勞改營人滿為患。但如同每次革命必定上演的情節，執法者本人也免不了成為嫌疑犯。內務人民委員部也開始調查及清洗自己人。流血最慘重的那段時間，戈傑夫斯基一家居住的那棟公寓在六個月內被查抄了十多次。逮捕行動都在深夜進行：那一家的男主人先被押走，接著是其他家人被帶走。

其中部分國家公敵很可能就是安東．戈傑夫斯基舉報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是對的。」他這麼說。這個結論既完全明智，也完全錯誤。

次子歐列格．安東尼耶維奇．戈傑夫斯基生於一九三八年十月，那時大整肅逐漸接近尾聲，大戰則迫在眉睫。在朋友和鄰居看來，戈傑夫斯基夫婦似乎是理想的蘇聯公民，他們意識型態純正，忠於黨國，如今更養育著兩個健壯的兒子。歐列格出生七年後，女兒瑪莉娜（Marina）也誕生了。戈傑夫斯基一家衣食不愁，享有特權，而且安全無虞。

但細看這一家人就會發現破綻，表象之下是一層層的欺瞞。安東．戈傑夫斯基從來不談他在饑荒、清洗及恐怖統治期間的所作所為。老戈傑夫斯基是「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的絕佳範例，是共產壓迫製造出來的順從國家公僕。但內裡的他卻懼怕、驚恐，或許還抱有罪惡感。歐列格後來逐漸把父親看成是一個「害怕的人」。

台灣讀者可藉《叛國英雄．雙面諜O.A.G.》一窺共產世界的神秘面紗，亦可回過頭來反思自身政治、歷史處境。（野人出版社提供）

大學即將畢業時，戈傑夫斯基被派往東柏林，以俄國大使館通譯的身分駐紮六個月見習。戈傑夫斯基對於第一次出國旅行的機會大感激動，奉召到S局聽取東德形勢簡報時更是難掩興奮。共產政權統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蘇聯的衛星國家，但無法因此豁免於國安會的關注。瓦西里已經做為非法派遣人員在那兒定居。歐列格立刻同意和哥哥聯繫，為他非正式的新雇主執行幾項「小任務」。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歐列格抵達東柏林，投宿於卡爾霍斯特（Karlshorst）郊區蘇聯國安會駐地的一間學生旅社。

先前數月以來，東德人經由西柏林逃往西方的人流匯聚成一股洪流。到了一九六一年，約有三百五十萬東德人加入了逃離共產統治的大潮，占東德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隔天早上，戈傑夫斯基醒來時，發現大量推土機入侵東柏林。東德政府在莫斯科催促下，採取激烈行動制止逃亡潮。柏林圍牆正在興建，這道實體障礙將會隔絕西方與東柏林及東德其他區域。實際上，這座「反法西斯防護牆」是一道監獄高牆，由東德建造起來，將自己的公民圈禁在牆內。超過一百五十公里的混凝土和鐵絲網，連同地堡、反車輛壕溝和鏈狀柵欄，柏林圍牆正是鐵幕的實體顯現，也是人類建造過最令人不快的結構體之一。

戈傑夫斯基驚恐又敬畏地看著東德工人將邊界沿線的街道拆除，讓車輛無法通過，同時，軍隊張開了數英里長的帶刺鐵絲網。有些東德人意識到自己的逃亡路線正在迅速封閉，他們奮力翻越路障，或試圖游過邊界地帶的運河，不顧一切爭取自由。衛兵則沿著邊境部署，奉命射殺任何試圖由東德越界前往西方的人。這道新建的圍牆，讓二十二歲的戈傑夫斯基留下了強烈印象：「唯有建立一道實體屏障，並由瞭望塔裡的武裝衛兵增援，才能留住社會主義天國裡的東德人，阻止他們逃往西方。」

但戈傑夫斯基對於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建造起來的震驚，並未妨礙他忠實執行國安會的命令。懼怕權威是本能，服從的習慣則根深柢固。S局給了他一個德國女人的姓名，她曾是國安會的線民；戈傑夫斯基得到的指示是探她的口風，確認她是否願意繼續提供情資。他透過當地的警察局找到了她的住址。應門的中年婦女對於一位年輕男子帶著花束突然出現，似乎泰然自若。喝過一杯茶之後，她表明自己願意繼續與國安會合作。戈傑夫斯基熱切寫下自己的第一份國安會報告。直到數月之後，他才明白實情：「被考驗的不是她，而是我。」

那年耶誕，他聯繫上瓦西里，哥哥那時以假身分居住在萊比錫。歐列格沒有向瓦西里吐露自己對於柏林圍牆建造的驚恐。他的兄長已經是國安會的職業軍官，不會認同這種意識型態動搖的表現。一如他們的母親向丈夫隱藏真實感受，這對兄弟也彼此保密：歐列格對瓦西里在東德真正從事的工作一無所知，瓦西里對歐列格真正的感受也毫無頭緒。兩兄弟一同觀賞了《耶誕神劇》（Christmas Oratorio）演出，歐列格「深受感動」。相形之下，俄國似乎是「一片心靈沙漠」，只聽得到官方許可的作曲家創作，像巴哈這樣「階級敵對」的教會音樂，被認為是頹廢的資產階級音樂而遭到查禁。

在東德度過的這幾個月深深影響了戈傑夫斯基。他親眼目睹歐洲在對立意識型態間的實體與象徵之巨大分裂，還品嘗了在莫斯科不允許享用的文化果實。他也開始從事間諜工作。「我非常興奮，早早就能體驗到加入國安會之後要做的事。」

其實，他已經加入了。

回到莫斯科，戈傑夫斯基奉命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往國安會報到。為何他要加入這個組織，執行一套他已經開始質疑的意識型態？國安會的工作令人嚮往，提供了出國旅行的承諾。機密很誘人。他也雄心勃勃。國安會可能會改變。他可能會改變。俄國也可能會改變。薪資和特權也很棒。

※本文摘自《叛國英雄．雙面諜O.A.G.》第一章：在KGB長大的特務／野人出版／作者為歷史學家，曾任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院長，現為英國《泰晤士報》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