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傑夫斯基脫逃一個月後，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科學參事意外受到一名只是泛泛之交的英國外交官邀請，到法國文化協會喝茶。他在八月十五日下午準時到場，迎接他的是一名他未曾謀面的英國人。「我有個非常重要的訊息，要請你傳達給你們國安會聯絡站的站長。」這個陌生人說道。

這位俄國人嚇得臉色發白。他要被捲進某種異常複雜的事件中了。

英國人冷靜地通知他，一名國安會高階軍官，直到不久前仍是國安會駐倫敦站站長，目前正平安健康地生活在英國，並受到嚴密保護。「他過得很快樂，但他想要和家人團聚。」

將蕾拉和女兒營救到英國，讓戈傑夫斯基一家團圓的奔走計畫「頭人」行動由此展開。

關於如何應對這個處境，軍情六處內部曾有過爭論。發送正式信函與蘇聯國安會達成協議的構想，由於風險太高而被否決：「任何白紙黑字的文件都有可能被竄改，用某種方式反過來對付我們。」最後一致同意，在英國之外挑選一名真正的蘇聯外交官傳遞口信。而這位倒楣的駐巴黎參事，就是被選中的最理想收信人。

「我從來沒見過有誰嚇成這樣，」軍情六處的信使說，「他顫抖著離開。」

條件很簡單。由於戈傑夫斯基，英國人如今得知了英國境內每一名蘇聯國安會和總參謀部情報總局軍官的身分。這些人全都必須離境。但「只要戈傑夫斯基一家獲釋」，莫斯科可以「長期逐漸撤出人員」。這樣一來，克里姆林宮就能保住顏面，它的間諜會被小心翼翼地驅逐，而不會引起外交風波，戈傑夫斯基一家也可以團圓。但如果莫斯科否決這個協議，拒絕釋放蕾拉和女兒，那麼倫敦的蘇聯間諜就會被集體驅逐。國安會有兩週時間可以回應。

戈傑夫斯基對家人命運的恐懼與日俱增。他智取國安會的驕傲，與粉碎靈魂的罪惡感合而為一。他最親愛的人，如今成了蘇聯的囚徒。瑪格麗特．柴契爾與莫斯科達成祕密協議的提案非常不按牌理出牌，戈傑夫斯基在寫給首相的一封信中也如此承認：「擱置程序並允許推動非官方做法，乃是獨一無二的偉大慷慨與人性之舉。」

但行不通。

當年逃亡進入芬蘭的俄國間諜。（野人出版社提供）

莫斯科收到了這個敲定祕密安排的提議，首先難以置信，繼而大怒。戈傑夫斯基失蹤一個月以來，國安會搜遍了全國，不願相信他已經逃走。蕾拉被反覆審問丈夫的下落，其他家人也是一樣，包括他的妹妹和母親。瑪莉娜嚇呆了，奧爾嘉．戈傑夫斯基大為震驚。每一個同事和朋友都被逼問了。蕾拉在眾人面前仍保持端莊，堅稱丈夫是某種陰謀或可怕錯誤的受害者。她每到一處，都被六名國安會監視官跟蹤，她的女兒們甚至在學校遊樂場裡都被監視。她幾乎每天都被抓進列佛托沃監獄，逼問更多問題。「你怎麼會不知道他為英國當間諜？」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問著。終於，她厲聲回答：「聽著，我們說清楚講明白。我是個妻子，我的工作是打掃、煮飯、採買、跟他睡覺、生孩子、同床共枕、做他的朋友。我很擅長這個。我很感謝他什麼都不告訴我，在我這六年的生命中，我是完美的妻子。我為他做每一件事。你們國安會有成千上萬領薪水的人，職責是檢查人民；你們對他檢查再檢查，洗清了他的嫌疑。而你們卻來找我、責怪我？你們不覺得這聽起來很蠢嗎？你們沒盡到自己的職責。那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你們的工作。你們毀了我的人生。」

隨著時間過去，她逐漸認識了自己的審訊員。有一天，其中一位比較同情她的軍官問她：「要是你事先知道你丈夫在策劃逃亡，你會怎麼做？」停頓許久之後，蕾拉回答：「我會放他走。我會給他三天時間，然後身為忠誠的公民，我就會去舉報。但我肯定會確保他已經走了，才去舉報。」審訊員放下筆：「我想，我們不會把這段寫進報告裡。」蕾拉的麻煩已經夠大了。

米哈伊爾．柳比莫夫被K局找來訊問。「他會到哪裡去？」他們追問。「他和哪個女人在一起嗎？他躲藏在庫斯克地區某處的小屋裡嗎？」當然，柳比莫夫不知道。「我和戈傑夫斯基關係的方方面面都被仔細搜索，尋找他叛國的證據。」但柳比莫夫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大惑不解。「我的理論很簡單，根據的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的外表：我以為他必定是精神崩潰，可能自殺了。」

巴黎會晤十天後，中心傳回訊息，由那位倒楣的科學參事傳遞，形式是「一長串辱罵」。戈傑夫斯基是個賣國賊，他的家人會留在俄國，協議免談。

英國已準備好回應，即「貶低行動」。九月，英國外交部發布戈傑夫斯基叛逃的消息（即使這時還沒公布聳人聽聞的逃亡細節）。戲劇化的標題傳遍了每一家報刊：「落網的最大一條魚」、「朋友歐列格，間諜大師」、「俄國的間諜王牌：投奔西方的超級間諜」、「蘇聯國安會裡的我方人員」。同一天，英國政府驅逐了戈傑夫斯基指認的二十五名國安會及情報總局軍官，這是一次對蘇聯間諜的全面清洗。當天，柴契爾致函雷根總統：「憑藉我的個人權限，我們正向俄國人表明，儘管我們不能容忍戈傑夫斯基所揭露的那種情報行動，我們仍持續渴望與他們維持有益的關係。同時，國安會在西方國家的行動將要付出如此規模及性質的代價，能在他（戈巴契夫）執政之初就這麼鮮明地呈現在他面前，我想也不是件壞事。」

莫斯科也立即還擊。英國駐蘇聯大使布萊恩．卡特利奇爵士，被負責與外國使館應對的第二歐洲司司長弗拉基米爾．帕夫洛維奇．蘇斯洛夫傳喚到蘇聯外交部。蘇斯洛夫面前的桌上，放著大使館員工圍繞著新任大使的合照。他面無表情伸出兩隻手指，指著羅伊．阿斯科特和亞瑟．吉的頭。「這兩個人是政治強盜。」他說。國安會開始把事件經過拼湊起來了。卡特利奇裝傻：「這是怎麼一回事？」蘇斯洛夫譴責大使館內英國情報官員的「明目張膽行動」，並補充蘇聯當局「知道亞瑟與阿斯科特兩名一等祕書在這次事件中被指派的角色」。蘇斯洛夫對於瑞秋．吉「飾演」背痛婦女尤其憤怒。他接著宣讀一份二十五名英國官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兩名軍情六處官員和祕書維奧萊塔．查普曼，並宣告他們應當在十月第三週之前離開蘇聯，這正是柴契爾驅逐倫敦的國安會人員所設定的同一期限。其中大多數人都與情報機構無關，當然更與偷運行動無關。

卡特利奇爵士在「安全說話室」召見阿斯科特，衝著他傾洩颶風等級的怒火。大使知道首相親自批准了脫逃行動，但外交惡果才剛開始而已。「他完全怒不可遏，」阿斯科特回想，「他說我們把大使館一掃而空了，就在柴契爾開始與戈巴契夫建立關係的時候（部分得力於我們的朋友，但我不能這樣跟布萊恩說）。有些人愈生氣口才就愈好。他跟我說，我的前首相曾祖父會因此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寧。」其實，如果阿斯科特的這位著名祖先在地下有任何動作的話，大概會愉快又驕傲地歡呼起來。

卡特利奇徒勞地向倫敦發出一封最不委婉的電報，敦促停止以牙還牙的驅逐行動：「絕對不要跟一個討厭鬼比賽撒尿，他擁有重大的先天優勢。」他這麼寫道。（當這則訊息一字不差地送到了首相辦公桌上，他的憤怒變本加厲。）但柴契爾還沒跟蘇聯人鬥完氣。她的內閣祕書長羅伯．阿姆斯壯爵士建議再驅逐四人。她認為此舉並不「適當」，堅持再趕走六名蘇聯官員。當然，這引發了另外六名英國外交官立即被驅逐出境，使得雙方各自驅逐了三十一人，總計六十二人。卡特利奇的恐懼完全成為事實：「我手下所有會說俄語的人都被一筆勾銷了……我們損失了一半的使館人員。」

戈傑夫斯基仍然藏匿在城堡裡。他偶爾會離開建築物，探查周遭地區，但始終受到嚴密保護。他每天在軍情六處官員馬丁．蕭福德陪同下，沿著城堡周邊或穿越新森林慢跑。但他不能認識新朋友，也不能聯繫英國的舊識。軍情六處試圖讓這樣的人生看似正常，但他唯一的社會接觸僅限於情報群體成員及其眷屬。他始終忙碌，卻又深深孤獨。與家人分離是永無休止的折磨，完全得不到家人的音訊則是悲痛的源頭，悲痛不時在憤怒的指責中爆發出來。為了克服這種痛苦，他全力投身於任務匯報過程，堅持工作到深夜。他遊走在聽天由命與希望之間，自豪於自己的成就，卻又對個人損失感到絕望。他寫信給柴契爾：「雖然我禱告著與妻兒早日團圓，但我完全接受與理解採取果斷行動的理由……然而，我必須繼續盼望，存在著某種方法確保我家人獲釋的可能，因為少了他們，我的人生就毫無意義。」

柴契爾回信：「我們仍然擔心著你的家人，絕不會忘記他們。我也有自己的子女，我明白在你心中日復一日經歷的那種想法與感受。請不要說人生毫無意義。希望永遠都在。」首相說盼望有一天能和他見面，她補充：「我深知你的個人勇氣，以及你挺身支持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在蘇聯國安會內部，戈傑夫斯基逃往英國的消息引發了互相指控和推諉責任的火風暴。國安會主席切布里科夫和第一總局局長克留奇科夫歸咎於第二總局，該局理論上以國內安全和反情報行動為職責；第一總局首長責怪局；格魯什科責怪格里賓；所有人都責怪監控小組，而監控小組既然位居階序的最底層，也就無人可責怪。負責監控英國外交官的列寧格勒國安會被要求承擔直接責任，多名高階軍官遭到開除或降職。受到影響的人包括弗拉基米爾．普丁，出身列寧格勒國安會的他，大多數朋友、同事和恩主，都在戈傑夫斯基逃亡的直接後果中遭到整肅。

國安會既羞且怒，而且仍無法確定戈傑夫斯基脫逃的確切方式。他們的回應是發動一次不實訊息作戰，編造的假新聞大致是說他在新任大使歡迎酒會期間，經由大幅變裝或持用偽造證件，被夾帶著離開大使館。他的官階和重要性在新聞中都被貶低。國安會日後宣稱，他們始終都懷疑他懷有二心——軍情六處先前對菲爾比也是這個說法。

《叛國英雄．雙面諜O.A.G.》書封。（野人出版社提供）

※本文摘自《叛國英雄．雙面諜O.A.G.》第十六章：「皮姆利科」護照／野人出版／作者為歷史學家，曾任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院長，現為英國《泰晤士報》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