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所謂「第三份歷史決議」，也就是《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百年》)。會議結束後五天正式公佈全文，文中將中共黨史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同樣是歷史劃分，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建國》)則先劃分建國前後，建國後再分為：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1956）、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1965）、文革十年（1966-1976）、歷史的偉大轉折（1977-1981）。兩相對照，《建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與文革十年的兩階段，都用極長篇幅仔細分析、檢討毛的錯誤，但《百年》卻只把文革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小段。刻意忽略了毛的錯誤，當然是因為獨尊毛的正統，而重提「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出身論，讓身為紅二代的習近平獲得終身執政的正當性。畢竟毛主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後生小輩又怎敢不勉力而為？

少了什麼才重要

但矇上眼睛並不代表就不存在，這種刻意省略的方式顯出幾分詭異。它很像是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笑話：前蘇聯為吸引東德技工去西伯利亞工作，在廣告上加油添醋，美酒、美女、暖氣、花園洋房、高級轎車、高薪……。兩個工人看了十分心動，約好一人先去，如果一切當真，就用藍筆寫信寄回；如果是假的，信就用紅筆寫。兩個月過了，留在家鄉的工人終於收到了信。信上說：「這裏真的太爽了，美女多、酒又好喝、配車又配房、薪水還是東德的好幾倍！」而且工人還確認，信是用藍筆寫的！但當他打算立刻出發時，卻看到信的最後一行寫著：「這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怎麼找，都找不到紅筆！」

「找不到」，就是解讀中共文件的秘訣。矢板明夫說中共元老曾表示，文件「多出了什麼不重要；少了什麼才重要。肯定了什麼不重要；否定了什麼最重要。」因為文件是各派系角力與妥協的結果，如果文件沒出現某派系，就代表它已失勢。從《百年》的黨史分期看，毛獨佔兩時期，鄧、江、胡合佔一時期，習則自佔一時期。這顯示習仍無法乾綱獨斷，仍然得和江派與團派妥協。而肯定繼承鄧的江、胡，就連帶要肯定鄧，但卻三人並列，則是用摻水稀釋的方式來貶低鄧的地位與功績。但能與鄧並列，江、胡高興都來不及，怎麼可能反對？

所以如果六中全會是習的正式登基大典，龍椅的三隻腳就分別是江派、團派與紅二代，少了任何一隻(或其中兩派相結合)都不行。所以《百年》中只能「人人有獎」，而「人人有獎」就是「人人有責任」，但風險平均分擔下，又變成「大家都沒責任」。而各派系因為不必挑眼前這副重擔，當然樂於和稀泥。

而習自佔一時期，看來雖與毛先後輝映。但這不只是證成他的權威，也代表他必須承擔未來一切的責任：美中矛盾加劇、國內經濟下行、疫情重現且究責壓力未解、各國也隱然合圍…。在這關鍵時刻，顯然不是只需要對歷史教訓予以總結與肯定，而不需要分清歷史是非。不過眼前這些困境雖然有結構上的必然，但難道沒有人為加速的偶然？難道不必批判？但批判不就是挑戰習的執政正當性？所以《百年》通篇都像是宣傳「正能量」，幾乎沒有任何否定與批判。

當然，習近平曾說「兩個不能否定」，也就是不能用改革開放之前與之後來相互否定。但1945年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果不否定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盲動主義，毛澤東如何集中全黨力量以打倒國民黨？而《建國》如果不否定文革，鄧小平又如何把全黨導向改革開放？而《百年》如果不批判改革開放為了解放生產力而主張「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不批判這種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因忽略貪婪與慾望的無窮而造成極度貧富不均，那麼「共同富裕」又如何不會重蹈覆轍，而變成直接改變生產關係的劫富濟貧？

「歷史的意義」已然終結

相較之下，前兩份歷史決議均直指錯誤，並在反省中汲取教訓。更重要的是，中共能生存與前進，完全得力於路線鬥爭與歷史批判。而這來自列寧，他認為如果沒有革命家組成的政黨領導，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必然淪為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但要擴大黨的力量，就得吸收各種菁英，進而產生不同意見。透過「民主集中制」解決矛盾、集中力量，黨內可有各種異見，但領導拍板定案後，就不容許不同聲音，更不能對外揭露黨內矛盾。並經常藉由各種政治運動檢視黨員與黨是否一致，以達成黨的自我清洗與更新，而使黨能始終代表最為前進的革命力量。

批判路線與歷史以開展新局，固然是因權力鬥爭的需要。但還來自於唯物辯證法對歷史的獨特看待方式：歷史進展的動力不來自於外在，而來自於對前一時期內在矛盾的突顯，解決之後才能進入新的時期。但矛盾本就是內在與普遍的，所以新的時期當然也有尚待解決的矛盾，只是尚未被突顯而已。

比如一個天真的孩子一開始以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正)，接著發現「某個人不是好人」(反)，最後結論說「不是每個人都是好人」，或「只有一部份人才是好人」(合)。但這還可以繼續，「人是什麼？」「好(善)的標準又是什麼？不同領域中，好(善)的標準一樣嗎？」「什麼樣的人才算好人？特定領域(如知識)中的好(善)，就能夠證明他就是好人嗎？」而每一個問題都可以繼續衍生出無窮盡的討論，其中所展現的，就是一個立基於自然之上、人文化成的意義世界。而這個世界所呈現的演變與起伏，不正是歷史之所在？

所以正(thesis) ➔反(anti-thesis) ➔合(synthesis)的辯證過程中，「合」絕不是終點，而只是另一個新辯證過程的起點。所以，歷史的動力不在於「正」的肯定性(positivity)，而在「反」的否定性(negativity)，「合」也不是高於原先「正」的新肯定性，它反而是「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所以，否定性不只是歷史的動力，更是歷史的意義與目的。用辯證法看，歷史就是藉由否定性的停駐(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引起不斷前行的運動，而不會出現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無論那是民主或極權。

所以，無論在論理上與實際上，否定性都是中共得以繼續前進的動力。但為了使權力定於一尊，《百年》中完全缺乏路線鬥爭與歷史批判，而失去了作為歷史動力與目的之否定性。這就像是為了怕洪水泛濫，而把池塘水道全堵死，最後只剩下了一灘死水，充斥著垃圾、動物與昆蟲的腐屍與惡臭。如果看起來還隱約有幾分光亮，恐怕也只是油污漂浮所折射的幻影……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