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解構：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座標與線索

本月11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繼1945年決議和1981年決議之後的第三份歷史決議，5天後的美中元首峰會結束後公佈了決議全文。

中共的歷史決議是汲取蘇聯經驗和教訓的產物，1945年決議是以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範本而作的中國版，1981年決議則是反向汲取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去史達林化的教訓產物，而如今的2021決議則是汲取蘇聯解體教訓的產物，即認爲是三十年前蘇聯解體源於戈巴契夫公開性導致意識形態的動搖，而意識形態領域的動搖是從歷史領域開始的，因此反過來要強化官定歷史敘述和輿論一律，防範歷史虛無主義瓦解官方意識形態。

第三份歷史決議幾乎集結過去四十年領導人主要政治論述，主旨仍是對市場化後四十年戰略的追認，即同時拒絕「封閉僵化的老路」（計劃經濟）和「改旗易幟的邪路」（戈巴契夫），在保持戰略框架的同時不同幅度做出政策調整（先放後收）。對此，部分媒體把重點聚焦在領導人重要性排序上是畫錯重點，第三份歷史決議並沒有要為過去歷史重新定調的目的，真正想做的是接續過去政策理論表述，並用歷史決議的形式追認「新時代」，即「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也因如此，所謂「崇毛抑鄧」和「否定改革開放」的解讀更屬於顯著性的誤讀。

書寫線索和詮釋架構

決議不是以領袖言行為序列的編年，而是按照某種宏大敘事，把將零散的歷史事件重鑄為一個方向明確的歷史進程，為當前及未來的政治局勢提供歷史注腳。這種帶有極強目的論色彩的歷史重構，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書寫線索和詮釋架構。如美國學者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一書所言，中國近代史的表達上存在兩個主敘事，一種是將從晚清到民國時期描繪成一個演化和現代化的歷程，中國借鑒西方的現代思想、技術和制度，從農業社會專軌至工業社會；另一種敘述則強調革命主題，認為中國近現代史是中國民眾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史，最終以共產革命勝利告終。

中共歷史上不同時期同樣不同程度體現出這種主敘事。四〇至八〇年代，中共黨史編纂者側重於以論帶史，浪漫化地串聯從晚清到民國時期大大小小的革命和起義，從近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長時段變化，得出共產革命的興起與最終成功的因果關係；八〇年代以後，配合三步走和四個現代化的經濟方案，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範式也發生位移，由頌揚起義和民變的革命範式，轉向同時囊括精英救國方案的現代化範式，二者都統一用馬列主義的術語和公式編排和解釋，如前者是階級鬥爭改變生產關係，後者是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進步等等。

由此，最終結論也從完成自賦的革命任務續寫至探索出既非蘇聯亦非歐美的中國現代化方案，其中，不管是共產革命還是現代化轉型，其成功和變奏在黨史編纂者筆下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領袖的審時度勢和運籌帷幄，而非國際（如蘇聯、美國）的幫助。

第三份歷史決議追認了革命史觀融合近代化史觀的新正統敘事，為目前階段性和過渡性的狀態提供支撐，以捍衛現行路線的合法性。

歷史分期和敘事座標

1921至今百年，真正的歷史分期在於中共建政和市場化改革兩個節點，分別存在對兩個節點前後階段「斷裂還是延續」的事實判斷和「肯定還是否定」的價值判斷。

不同主體認知的中共歷史分期和敘事座標。（作者製表）

中共官方見解是建政節點前後斷裂，之前肯定，之後否定；市場化節點前後延續，前後均肯定，即1949年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他派別的救國探索通通失敗，中共另闢蹊徑取得成功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市場化前確立專政制度為市場化後的發展奠基，市場化後則更好，是高速進步的強國時刻。

官方定調之外，還存在三種典型的論述座標，即自由派、非體制左派和反對派。自由派的觀念則是認爲建政節點前後斷裂，之前肯定，之後否定；市場化節點前後斷裂，之前否定，之後肯定，即懷念民國時期的自由氣氛，認爲市場化前的舊體制製造了如三反五反、反右傾反右派和文革、大饑荒等災難，改革「不折騰」回歸理性取得了成功。

非體制左派認爲建政節點前後斷裂，之前否定，之後肯定；市場化節點前後斷裂，之前肯定，之後否定，即只有毛時代最好，此前此後都是資本剝削和貧富分化的罪惡時刻。

反對派認爲建政節點前後延續，之前之後均否定；市場化節點前後延續，之前之後均否定，即建政前後，在政治面上，國民黨列寧主義的政黨體系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訓政實踐為日後的中共的專政制度留下了深遠影響，在經濟面上，中共的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制度可以追溯到國民政府的重工業五年建設計畫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而第二個節點——市場化改革其實只是專政體制為了延續其統治而進行的自我修補，體制仍維持了對於社會的全面控制。

應該說，反對派的觀察和論斷是最爲敏銳的，就中共歷史而言，不論是建政還是市場化都不是涇渭分明的界限，中共的歷史是一場連續遞進的過程，同時是極權體制創制、轉型和升級的過程。

市場化後至今的三四十年中，中共體制也存在「尋路」和「建制」的兩個下位的細分階段，「尋路」階段如官方形容地「摸著石頭過河」，透過放鬆管制找尋從計畫到市場的過渡的路徑及模式；「建制」階段繼續奉行有限市場化的同時側重於提升體制凝聚力，不斷消解民間不安定因素。

套用前述建政和市場化的思路，尋路和建制兩個小階段前後也是延續而非斷裂的態勢。當前的路線是市場化後三十年的連續性「層纍」（而非逆轉）的過程，其各個領域的管制手段（清網、嚴打、整風、維穩）在此前都有出現，「新時代」只是集中和強力地使用這些手段收束體制和社會，來解決尋路時期遺留下的諸如貪污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分化等社會矛盾和應對國際局勢的深刻變遷。

「尋路階段」透過放鬆管制「拼經濟」有所成效，也帶來諸多問題，而最近十年「建制階段」路線因此有所損益，通過如反腐、整風、清網和嚴打等收束策略補強體制的凝聚力和對民間的控制力，沿襲有限市場化路線，但改進了過去放鬆體制控制以釋放經濟發展動力的增長方式，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比過去多一點政府的「父家長」成分，傾向於集中資源提高製造業在國家佈局中的角色，強化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的行政控制與引導，政治面上則透過反腐和整風強化體制凝聚力，並持續透過法令和數位手段嚴控社會，防範不安定因素。

綜上，市場化後四十年相較於專政和市場的體制基石並未動搖，變化的只是下位的策略，目前的決議就是對此前先放後收政治實踐的理論聚合和追認，透過決議的形式劃定了官方權威敘事，這種情況下，歷史的認知不是通過開放史料和討論達成，而成自上而下制定決議一錘定音，並作為限制歷史研究的工具，提出不同意見就可能被貼上違反決議的標籤，「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凝聚中共黨史編纂學的「歷史決議」本身就是歐威爾式的存在。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