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郵票也得省

為了維持全家生計，我歷經數月的打工、念書、揮汗如雨地奮鬥，總算來到高中最後一年的終點。我從校內選拔賽脫穎而出，代表全校在畢業典禮致詞，不過我不太記得自己講了什麼。關於那一天我只記得唯一一幕，而且這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裡。

我走過講台、從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書時，人都還好好的，不過一踏上麥金利中學青翠美麗的草坪，我放聲大哭，而且一哭就停不下來。我走向爸媽坐的地方，滿臉涕淚縱橫。媽常做花圈到慶會場合叫賣，那天她也給我做了一個。她把花圈戴到我脖子上，而我怎麼也無法恢復平靜。同學都在為彼此戴花圈、互相擁抱、開懷大笑，只有我泣不成聲。他們問我：「譚美，怎麼啦？妳不開心嗎？」

我是開心，但我內心更有五味雜陳。好幾個月以來我都在推著巨石上山，一路氣喘如牛，深怕自己半途而廢——我害怕我的氣力隨時會用盡，這塊石頭會把我壓扁。不可思議的是，最終我真的把石頭推到了山頂。我拿到高中文憑，再也沒人能把它奪走。那一刻我所感受到的寬慰、自豪、快樂和精疲力竭，化為淚水泉湧而出。我頂著如此沉重的壓力不知有多久，這是我第一次終於能鬆一口氣。

當然了，因為本性難移，我沒有放鬆多久。珍貴的文憑已經到手，現在我能專心面對青春人生的下一件大事了：上大學。

我知道爸的繼女戴安娜——跳過級的那個——念了杜克大學，雖然我很想證明自己也有那個本事，不過我連申請都沒申請。杜克的學費有如天價，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我們光是申請費就出不起了。

除此之外，我也懷疑自己進得去。雖然我在麥金利排全班前幾名，我的平均成績是三‧八分。我從沒拿過全A，絕對上不了常春藤盟校，也拿不到高額獎學金。多年後，我應國會行程安排去參觀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我說那是我「沒那個智商申請的學校巡禮」。哪天我要是有錢，我想為成績只有中上的學生設立獎學金——那些孩子就像我，拚命努力又花大把時間做功課，最後卻總是只得B+，拿不到A。一個學生有沒有前途，成績不是唯一的指標。

最後我只申請了一間學校，即夏威夷大學。我是本州居民，所以大一學費很便宜，每學期不到一千美元。而且留在檀香山能繼續在威基基海灘發傳單，要是找到待遇好一點的工作也就不用再發了。

事隔多年後，我才得知爸媽是怎麼為我湊出大一宿舍費的。媽在要去精品小店的日子會早早出門，走路而不是搭公車上班。爸也一樣，走路去上守門人的班，把車錢省下來。一趟公車六十分錢，所以他們兩人一天可以存兩塊四。他們把這筆錢收進一枚信封，每週結束時會有十二元，他們再從薪水挪出五元，湊成十七元。每週就付這筆錢為我保留宿舍房間，直到八月的入住日為止。

然後他們其中一人，或兩人結伴一起，從我們家走五公里到大學繳這筆保證金。那時他們沒有銀行帳戶，不能開支票，郵寄現金又不保險。他們反正也不會那麼做——何苦為信封跟郵票浪費錢？當時寄一封信要花二十二分錢，幾乎夠我或湯姆吃一頓學校補助餐了。那幾個月我們還得伸手進公共電話退幣口碰運氣、緊盯著地上有沒有銅板閃爍，付郵資實在太奢侈、太可笑了。

一九八五年，我爸媽整個夏天還是不斷工作，盡可能存下每一分錢。媽接到一件大案子，為一整個傳統呼拉舞團縫製舞衣，於是她卯足了勁，沒日沒夜地工作。這些舞衣可不是比基尼上衣加草裙，而是有多重摺邊的長裙，所以要固定的裙襬也很多，每一道都是曠日費時的苦差事。我能幫忙就盡量幫，可是手縫裙襬實在單調無聊得要命，我才做一個小時就覺得全身僵硬。反觀我媽，她連做好幾個小時也不嫌累。看著她苦苦趕工，弄得腰痠背痛加手指見血，從此以後我都很欽佩在海外揮汗工作的勞工，我們的廉價服飾和家用品就是跟那些工廠買的。

從我們家的遭遇能清楚看到一個關於薪貧族的真相：我們家最賣命工作的時候，就是活在貧窮線那時候。有人說薪貧族不需要基本生活薪資，或說他們要想往上爬就得更努力打拚，這些說法都很殘忍。我能根據親身經歷告訴你，社會現實不是這麼運作的，偏偏一大票從沒窮苦過的政治人物好像都這麼認為。

現在我高中畢業了，於是在心智障礙公民協會（Association for Retared Citizens）當起全職輔導員；那個組織在八〇年代叫那個名字，現在直接簡稱為ARC。整個夏天，我白天都在輔導成年的心智障礙者學習生活技能，傍晚再趕到威基基海灘發傳單。

我們家在那年夏天掙足了一筆錢，讓爸媽和湯姆飛去維吉尼亞。爸總算在伍茲托克（Woodstock）一家雞肉加工廠找到工作，擔任聯邦食物視察員，那裡距他的故鄉溫徹斯特不遠。他的起薪是聯邦敘薪標準的GS-4級，當時相當於年薪一萬五千美元，外加社會福利。對他這種曾經多年走路有風的大人物來說，這恐怕不算值得吹噓的待遇，但還是遠高於當守門人拿的小費。爸在太平洋另一頭生活了二十年，現在總算要回歸故里了。

因為他這份新工作，我們家自從移居新加坡以來也首度有了健保。我們住在夏威夷期間完全沒有一般健保或牙醫保險，如同美國無數的家庭，我們只能暗自祈禱沒人生病或受重傷——也是萬幸，我們真的都沒有。我記得自己唯一一次去看醫生，是為了應徵餐廳服務生的工作去做體檢。那次我跟很多需要廉價醫療服務的女性一樣，是靠當地計畫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的診所解圍，在那裡做了免費體檢。

媽為了維持家計不眠不休地工作，整個人都榨乾了，搬家的計畫令她精神一振——主要也是因為爸總算有了一份待遇較佳的工作，她如釋重負。至於爸，雖然他年輕時恨不得離開，現在多少也對返鄉釋懷了。不過當時正要升十一年級的湯姆大受打擊。他練成頂尖的趴板衝浪手，即將有機會拿到贊助，年方十五歲就成為職業選手，不過他還太年輕，不能獨自在夏威夷生活。

爸媽在那年八月底決定搬家，那時我剛開始念大學。那段時間於我們全家人都是巨大的轉折，可惜對湯姆來說，這個轉折代表夢想的終結。至於我，夢想才正要展開。

※本文摘自《活著的每一天：譚美．達克沃絲回憶錄》／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為現任美國聯邦參議員（2017至今）。她曾在軍中服務23年，並於2004年伊拉克戰爭中，在駕駛直昇機時遭受敵軍攻擊而失去雙腿。不可思議的是，在重傷之下，譚美仍奮不顧身，一心掛念同袍的安危。她的英勇為她贏得紫心勳章。而她的同袍冒死救回她一命的情誼，也讓她決心活著的每一天都要對得起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