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二八76週年紀念，74年前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殺人如麻的蔣介石披著孔子仁愛精神的假面具，推動儒家思想教育，以文化合法化其統治基礎。這種滿嘴仁義道德、實際行為污穢不堪的「假道學」文化，嚴重地妨害了台灣理性公民社會的建構。

就像去年一月，華視總經理莊豐嘉在親藍媒體混淆是非的抨擊壓力下，為了顧及政府總預算被國民黨立委卡住，而主動辭職的事件，曝露了台灣的政治與文化問題。

莊總辭職事件凸顯了成熟的公民社會建構問題。此事件所延伸的公共媒體與監督政府、國會之間的關係，頗值得我們探討。以美國為例，美民間有厚實的社會力量，尤其是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為基礎建構的富裕民間社會，需要堅實的公民社會監督公權力機關，來保障維護其權利與財產。因此，比爾蓋茲等很多富豪與好萊塢大牌明星常捐助大量金錢，成立公基會或資助民間成立公共集團。

此外，美國雄厚的中產階層因從小接受開放討論式教育，大都有強烈的「公共意識」，會捐助公共電視、智庫、美術博物館等民間團體的長年運作。美國很多涉及公共事務與利益的團體，雖有政府補助，但因大部份都由民間資助，可以很獨立、專業的運作，不會受到任何政治力的干擾。

這種成熟、理性的公民社會建構，背後涉及的是中西文化差異的問題。台灣雖然已解嚴三十多年，建構了民主體制，但思想與文化上仍未「解嚴」，人民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仍像前現代農業社會，以人情、面子為行事的主要考量，而不是現代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人民，以理性與法律為主要的行事準則。顯然，台灣現今融合各地的海洋文化，仍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跟儒家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社會的和諧，有著密切的關係。

大體而言，儒家思想重視的是國家典章制度、社會禮俗與個人行為規範的建構。孔子講授儒學，遊說各國國君要體恤人民，做一個聖君，畢生推動仁愛與道德意識不遺餘力。孔子固然強調道德意識在個人行為規範上的重要性，要人「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但他所重視的是如何透過典章制度、禮樂的建立以及仁義道德的推動，建構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井然有序、和諧的國家與社會。

儒學跟西方人文主義所強調的尊重人的個性發展與人格獨立有所不同，並沒有以「天賦人權」概念所發展延伸的很嚴謹、有系統的民主「思想」，讓民主與人權成為古代中國人民生活與人格的一部分。

及至董仲舒為建構漢武帝的統治基礎，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完成以皇朝統治階級為中心的儒學建制化，儒家學說得以延伸、普及至社會各階層，成為社會習俗與人民的行為規範。

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獨尊儒家的帝王統治等政治因素，加上科舉考試的僵化與八股，沒有建構民主多元社會，人民利益的維護，主要依靠的是聖君與賢臣，如果這兩者缺一，朝廷就開始腐敗，整個國家社會崩解，不斷的有戰爭、改朝換代，百姓流離顛沛、受苦受難，凸顯了儒家治國思想的空泛與不紮實。

尤其是中國自宋朝開始，延續幾百年的科舉考試所建構的以統治階層為中心的官僚體制與封建保守社會，以四書五經治國，國勢大為沒落時，西方正好藉由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所建構的「以人為主」的理性民主科學精神，帶動了工業革命、盧梭等人的民主、人權思潮與民主體制的建構，英法德等國飛躍強大起來，中、西這兩百多年的巨大差異，因鴉片戰爭才把中國驚醒，但已慘遭西方國家與日本的殖民與侵略，國家四分五裂，最後清朝覆滅、民國成立。

民國八年，胡適、羅家倫與陳獨秀等人倡導、推動五四運動。這是以西方理性精神為基礎，透過民主與科學的建構，推動新文化、新思想的運動。

從當年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精神來檢視，毛澤東統一中國，建立共產獨裁政權後，不僅視西方民主政治如敝屣，更在民族主義旗幟下，展開反毆美帝國主義以及三反、五反、大躍進、大煉鋼與文化大革命等違反西方理性精神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狂飆運動，搞得民不聊生，政治、社會混亂，喪失傳統文化。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掌權，全力推動經濟的現代，雖然經濟起飛，但發生震驚全球的天安門鎮壓事件，死傷數千人，受到國際社會嚴厲譴責。今天中國雖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共產一黨獨大專權下，加上習近平取消領導人任期制，全面控制網路、媒體及人民的言論與集會自由，操控司法，中共已全面壓制民主改革，走向獨裁統治之路。

台灣方面，以五四當年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映照台灣今天的民主亂象與醬缸文化，顯現了缺乏「科學精神」的台灣民主與文化的膚淺與浮亂。

五四運動所強調的西方民主、科學，源於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民主政治與科學理念。古雅典的民主政治雖是建構在維護貴族利益的不平等基礎上，但雅典人根據城邦環境、人民需求，以理性精神建構的公民直接參與、權力制約與法律至上的民主政體，穩建實用，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起源。希臘並藉由民主機制，讓人民自由自在地追求新知，以理性、智慧，在科學、哲學、藝術與文學領域大放光采。希臘文明已成為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這是民主與科學相輔相成的結果。

希臘的理性精神是促動西方文明的重要力量。我們可從古希臘輝煌燦爛的文學藝術，理解「理性精神」的重要性。當年希臘哲學家亞理士多德所著的「詩學」（Poetic ），從人類的生理與心理反應，提出感情的「淨化與洗滌」（Catharsis）論說，指出觀眾觀賞悲劇時，會經由對劇中主角慘烈的遭遇所引發的驚駭與憐憫，清除掉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罪惡，進而讓自己的精神提升起來，而後高貴的情操油然而生。

這是希臘用科學實證的思辨方式，來析述戲劇的教化功能，並到處設立劇場，鼓勵人民免費觀賞，能理性地面對人的侷限與命運，開創了希臘輝煌燦爛的文明。古希臘的理性精神，正是五四先賢所追求及台灣要學習的。

此「科學精神」不僅是科技發展，著重的是國民懷疑精神、理性分析與探索能力的培養。這種尊重事實的理性精神，是台灣人民長久以來所缺乏的，也是台灣政治與文化亂象的底層因素。

民國38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蔣介石以獨裁極權統治台灣，他雖然推動儒家文化教育，但是為了政治服務，故強調儒家的集體主義、社會的和諧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階層等比較封建的一面，而漠視孔子也重視個人道德的平等—雖然不同於西方的「人格獨立」。由於儒家的仁愛思想跟蔣的白色恐佈獨裁統治格格不入，國民黨所推動的文化教育只是為了建構統治基礎，加上以升學考試為主的填鴨式教育，沒有將文化教育落實在生活的實踐上，儒家思想教育流於「形式化」，變成空洞的教條式道德教育。人民為了生存，在這種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體制中獲得更好的發展，懂得如何透過講究「和諧」的儒學，在表面上迎合上層，以營造社會的和諧，實際的行為卻是為非作歹，以致儒學在台灣反而變成了一種「假道學」的偽善文化，孔子的仁民愛物不見了。

猶憶幾十年前唸小學時升學競爭激烈，老師要我們做參考書習題，督學來校視察時，卻教我們趕快將參考書藏在抽屜裏。老師教學生背誦「禮儀廉恥」，但在實際生活，卻不自覺地教我們如何欺瞞。這種教育方式導致學生長大後，認為在社會上做事須「表裡不一」，方能一帆風順。

初中（國中）、高中時的品格與文化教育也是以死背方式進行，因對文化沒真確的認知，無法落實於生活中，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故大家滿嘴仁義道德，卻是假道學做樣子；中學公民課也沒有以實際的公共政策或爭議的歷史與政治事件為案例，開放學生討論，學子無法理解公共政策，思考能力不足。

台灣解嚴後，雖然已推動民主政治三十七年，政治、文化亂象還如此嚴重，空有民主外殼、無民主內涵，除了國民黨的黨國威權教育、媒體偏激煽情、政黨惡鬥與新世代網路誇大煽情等外在環境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台灣的教育體系仍以杜威所批判的填鴨式背誦的方式為主，以致無法培養國人對公共事務及文化價值的獨立思考與探索分析能力，邏輯思辯能力不足，喪失理性精神，沒有可落實於生活的人格與文化教育。

五四運動時倡導「科學精神」不遺餘力的胡適，授教於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秉持科學理性態度，推動新文化與新思想運動，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懷疑主義，尊重「事實與證據」，主張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

胡適認為「科學是ㄧ種生活態度」、「文化是ㄧ種生活方式」，這也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概念。杜威認為灌輸式的教育方法不是真正的教育，必須從教育場域的生活環境中學習，創造充分的條件讓學習者去「經驗」，才能吸收知識、成長。這就是胡適所強調，知識、文化需經由科學的求證、檢驗與理解，並落實於生活的親身體驗，才能建構、發展出與生活密切結合的文化價值體系。

對此，蔡政府應以胡適所倡導的「科學精神」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為教改方向，以短中長期的教改時程，改革保守的教育體系，培養優秀師資，推動全台中小學優質小班制開放式討論教學，訓練學生蒐集資料、分析、組織、探索問題的能力，透過「親身體驗」與互動討論，將教育與生活經驗結合，方能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及人文與民主素養，建構優質的民主政治與台灣新的文化價值體系。

※作者為退休駐美外交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