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參議院一致同意通過《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案》，而立法院也召開臨時會進行密集審查，最後由朝野黨團無異議通過。這說明了強化台美經貿關係，在兩國的行政及立法部門皆已形成高度共識。

對比之下，加深與中國經貿關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侯友宜、柯文哲拋出「重啟服貿」主張後，在不同政黨、民間團體間產生激辯與嚴重疑慮。

同樣是貿易協定，卻形成截然不同的社會反應，究竟「反服貿」只是意識型態之爭？還是兩者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優劣？

中美推動貿易協定背後的政治戰略盤算

事實上，不論是服貿協議或台美貿易倡議，絕非單純為了促進經貿往來而生。對中國而言，所有經貿協議的驅動，背後都存在著更高的政治戰略考量，且政治凌駕於經濟：例如中韓FTA的發展脈絡是由於中國在經濟與軍事上崛起，使周圍國家有所警覺而加緊和盟國的連結以平衡中國勢力在區域的擴張。中國為了避免遭「圍堵」，因此計畫透過經貿協定向鄰國讓利，一來釋放和平崛起的信號，二來藉此鞏固其在亞太區域的經貿地位。

兩岸服貿、貨貿也是在相同時空背景下，基於和平統一、大國外交的政治戰略目的發動，欲解除兩岸間的人流、物流限制，加深台灣經貿依賴，最終達成經濟滲透、建立突破印太聯盟封鎖的灘頭堡。

另一方面，美國身兼大西洋及太平洋國家，有感於中國崛起，又想平衡以往耗費過多資源在中東地區的問題，於是早在2012年歐巴馬政府時期就先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重新分配外交、軍事資源到亞太地區，且在意識到中國已開始威脅到周圍區域穩定後，將戰略範圍推到印度洋，提升至印太聯盟層級，與盟國合作領域也從軍事外交擴大到經貿、永續等議題，並以中國威權體制作對比，以「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理念作為號召。

此後，2018年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台灣旅行法》，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2020年《台灣保證法》、到2022年《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都是在美國印太戰略指導下，為了鞏固美台關係、防止中國擴張而產生的專法。

由此觀之，不論是兩岸服貿、貨貿，或台美貿易協定，背後牽扯到的是中美兩大強權在印太地區的政治戰略競爭，不能單純以台美、兩岸關係的點對點經貿視角看待。

面對中美兩國角力，台灣並非只能當棋子，應該從整體國家利益及國際趨勢慎選合作對象。

中國不是可靠的貿易對手

中國在習近平上台後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以往存在領土爭議的地區立場轉強；於南海、釣魚台、中印邊界、台海等地區的軍事行動不斷，大幅升高衝突風險，擾亂區域和平。不僅如此，對內在新疆、香港等地更以嚴重違反人權的手段進行維穩工作，引起國際社會意識到其和平崛起是假象，而真實意圖其實是建立符合中共利益及想像的新秩序。

在中國仍堅持不放棄「收復」台灣的前提下，我們很難信任與中國的任何經貿往來背後不會有更高的政治意圖作為指導原則。今年北約高峰會公報直指「中國明示的野心和脅迫性政策，挑戰我們的利益、安全與價值」。面對自由vs威權陣營逐漸成形的國際情勢，若配合中國戰略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更可能向民主陣營釋放錯誤訊息，破壞近年台灣好不容易與友邦建立的信任關係，使未來爭取進一步合作的空間更艱難，尤其在軍事、情報及戰略性高科技的技術交流上。

此外，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並不是可靠的貿易對手。例如中韓FTA簽訂後，韓國本以為會穩定受惠於中國市場，卻在決議部屬薩德系統防禦北韓飛彈威脅後，被中國片面實施「禁韓令」，中國旅客因此大減、免稅店貿易額下跌40%，使韓對中整體服務貿易赤字達到新高點。這也說明了與中國談生意，極有可能因為政治關係惡化而單方面被翻桌。

從國家長遠利益角度來看，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績亮眼，晶圓代工全球市占率逼近6成，先進製程更達9成，在國際產業鏈上扮演重要角色。此時面對供應鏈重組趨勢，要確保國際競爭力，除了在技術面要維持創新動能外，產業更要跟上民主陣營國家關注的ESG、永續發展目標等議題，而這些正是中國所欠缺的。

以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CPTPP為例，兩者皆為高品質、高標準的貿易協定，要求簽約國滿足勞工權益保障、促進性別平等、低碳經濟，及打擊貪腐等與永續發展目標一致的項目。因此，與重視永續價值、人權的盟友簽訂貿易協定，促使政府將相關目標法制化，將有助於建立符合永續精神的產業環境，為企業帶來能立足國際產業鏈的競爭力。

貿易協定是否應簽訂已不再視經濟成長多寡為唯一考量，能否強化台灣與國際的制度化連結，確保台灣企業競爭力也是不可忽視的重點。相比一味強調市場開放的服貿、貨貿，台美貿易倡議即便不涉及關稅調降及市場開放，在落實永續目標，及幫助台灣建立高標準產業規範上卻具有實質意義。

總的來說，服貿與台美貿易倡議的差別，不能簡化為是「中南海與白宮」的意識型態之爭，以宏觀視野來看，既是外交戰略的選擇，也是國家利益的選擇。

※作者曾任職於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