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父親，呂大樂曾在2007年出版《四代香港人》，一本不到百頁的小冊子霎時造成轟動，傳說特區政府為了解香港世代更替與階級流動的社會脈絡，將此書視為基本領航而人手一本。在呂大樂的講法中，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他是「第二代香港人」，一個「努力向上就容易成功」的年代，這卻與當下香港年輕人面臨的情況迥異。

中國機會的謬論

「當時香港就像台灣『黑手也能變頭家』的八Ｏ年代，哪裡都是機會，但現在不同」，呂大樂坦言，香港年輕人長年在「三高」現象（「高漲的房價」、「高漲的貧富差距」、「高漲的香港認同」）的漩渦中螺旋，對於傳媒、坊間頻頻鼓吹的「中國機會」，一直進退兩難。

「年輕人可預見的改變可能性太小了」，呂大樂說明，目前香港到中國工作穩定的，最年輕的數據是47歲，且大部分集中在金融業當經理等高階主管，同時間，剛出社會的香港年輕人頻被老一輩勸說「中國很多機會啊，香港找不到工作怎麼不過去？」問題是，要去哪裡？打什麼工？高端行業要與長春藤名校歸國或每一年中國高達700萬的大學畢業生競爭；低端行業薪資又比香港平均薪資（港幣9000元，約新台幣36692元）低，讓香港年輕人不禁自問「為什麼我已經離開香港，卻要接受更低的工資？那我又何必出去呢」？

絕望不滿會蓄積衝突能量

「因為特區政府用八Ｏ年代思維在解決問題，以前無所謂，到處都是機會，大家機率均等。但現在港人到中國當移民工人，卻拿不到比香港更高的薪資，『年輕人的位置在哪』這問題能不解決嗎？台灣也面對同樣問題」。

這種無力的混沌感，也讓香港年輕人充斥絕望氛圍，不斷蓄積衝突能量。呂大樂舉例，今年大年初一香港旺角發生因取締無牌魚蛋攤販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當時很多人無法想像衝突會那麼厲害，但如果你現在到香港走一遭，問問年輕人，你會覺得現在隨便一個禮拜發生這種規模衝突都稀鬆平常」。

比「反對北京」更重要的事

呂大樂認為，這是先於「反對北京」該處理的問題，年輕人不該渾渾噩噩，好像對五年以後有什麼打算也不清不楚，「絕望、做什麼事都無所謂、對什麼事都不滿意」，社運團體也該是把訴求「我不滿意」提升到「我要改革不滿意」的階段了，該具體去安排解決問題，譬如從退休金、住房、工資、就業等癥結下手。

「改革不能停在『訴求』，而是要真的回應、解決」，對香港社運團體持續拉高訴求在「反對北京」，呂大樂不置可否，「眼前香港最要緊的，該是處理社會結構，找回香港過去的『相互合理、機會多元、彼此平等』時代」。

香港何去何從？

一昧吵、罵，提出一波又一波的高訴求，卻沒打算具體實現，他認為毫無效益，「香港要面對的是明天以後還存在、5年以後還存在、10年以後還存在的問題…」，話語至此，呂大樂突然反問自己「應該還存在吧」，那麼，香港到底該如何走下去呢？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影音：林育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