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那一天》消失的第一線:記者的故事(下)

楊美紅 2017年12月24日 00:00:00

日治時期台南大正道路/今中山路。(維基百科)

紙上拚戰事

 

戰爭的宣傳機器,需要動員大量的人力,日本本島、派遣海外都需要,臺灣內部的新聞事業也在積極補充新手。

 

一九三七年,爆發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入侵中國領土。

 

一九三七年,「皇民化」或「皇民化運動」之名開始在臺灣流行起來。

 

一九三七年,何春木十六歲,到臺中臺灣新聞社擔任雜役。他雖家境不好,僅受過公學校的教育,卻奮發向上,期待有日能夠成為正式人員。

 

報社裡有他最憧憬的記者、編輯,也有一間圖書館,日本內地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從基隆港上岸就會立刻寄來。熱中時事、滿懷記者夢的何春木,經常跑去聽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講座,臺上的林獻堂、楊肇嘉,用臺語激烈批評日本政府,情緒難免慷慨激昂,讓他聽得入迷,多次忘了上班時間。

 

隨著戰事擴大,日籍記者、編輯相繼受徵召入伍,報社需要補充人力。何春木機會來到,考進臺灣新聞社成為記者,一償宿願。

 

記者做些什麼?新聞如何運作?何春木在晚年回憶錄裡,詳細記錄記者在戰時資源有限的生產線上如何產製新聞。

 

報社新人的第一份工作是內勤的校對。文字基本功,就從挑出錯誤開始。何春木必須針對排版完成的文章校稿,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接近新聞現場的兼職工作:速記。

 

「速記是以簡單的符號記錄下繁複的文字,是當時記者必備的知識與技能。」在沒有電腦網路、數位相機的年代,外勤記者中午前會將採訪文稿、照片送上汽車、火車,傳回報社編輯。但下午採訪的新聞呢?記者就以電話報稿。值班內勤接到電話先行速記再轉文稿,才能趕上報紙出刊。因此每到下午三點,何春木就會戴上耳機守著電話機,記下各地回報的新聞。

 

一九三九年《臺灣新聞》仍維持朝刊(早報)及夕刊(晚報)形式。朝刊有兩大張八個版面;夕刊則是一大張四個版面,加起來共十二個版面。編輯臺的工作,需要處理十個版面的新聞。

後來愈來愈多記者受徵召上戰地,供稿量急速下滑。為免開天窗,編輯只能剪下《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及日文雜誌的報導,自己下個標題,交給排版工人,送到印刷機。

 

儘管拿「剪刀」和「漿糊」充當記者,稿源還是不足。「聽到什麼就寫什麼」,即使道聽塗說,何春木也必須快筆寫就,如期填滿版面。只是,報社不只缺人力、缺稿源,也缺經費。最後,連薪水也發不出來。再怎麼有理想的少年何春木,也只好跳槽到《高雄新報》。(下圖:嘉義街外/ 陳澄波/ 1926/ 第七回日本帝展入選)

 


 

一九四○年,日本皇軍連戰皆捷的勝利喜悅持續上升。何春木走在路上,聽著〈臺灣軍の歌〉、〈軍艦行進曲〉等軍歌,看著遊行隊伍歡欣走過。一年後,山本五十六領導的日本海軍奇襲美國珍珠港,高雄岡山飛行場成了「南進基地」。日本皇軍席捲香港、菲律賓、法屬安南(今越南)、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占領蘭領東印度(今印尼)。

 

日本喊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皇軍的氣勢達到高點。一九四三年一月,皇民奉公運動以「新國民運動」態勢提出三大目標:戰爭精神之昂揚、生產增強之決行、戰時生活之確立。

 

但畢竟空洞的精神標語,不能取代空襲、爆擊、防空的殘酷實境。一九四三年底開始,麥克阿瑟以「跳島戰術」反擊,連克太平洋的日軍基地島嶼。日軍節節敗退,塞班島戰役(Battle of Saipan)尤其損失慘重。

 

這時戰事雖然還在遠方,但是沉重氣氛日漸感染臺灣。各行各業的慘澹已經有感,報社的經營隨之困難,而臺灣總督府為嚴控言論,更下令六社統合。既有的《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臺灣新聞》、《臺灣日報》、《高雄新報》、《東臺灣新報》,全部整併成為《臺灣新報》,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開始發行。

 

何春木時年二十三歲,在這波六社新聞統合之後,他成為《臺灣新報》中部支社編輯,名為編輯,實則一人身兼編輯、校對、速記等工作,忙得喘不過氣。

 

總力生產。醜敵擊滅。皇民鍊成。一死君國。

 

多麼響亮的字眼,像是困厄現實的救贖。只是,隱藏在背後的南方敗局,隻字不提。

 

由於物資銳減,紙張數量一再減少,早報從原本的十大版縮為六大版,到最後竟只剩四版,而夕報更是僅剩半張兩大版。報社內的青年不時有人被徵召,到南洋去當軍屬。數十年後何春木回想起戰時歲月,還會怪罪戰爭破壞了性別平衡的家庭幸福哩。

 

到了一九四四年時,年輕的男性大都被徵召光了,不少女孩子都找不到適合的對象結婚,因此留在臺灣的年輕男性就十分搶手,媒人時常來家中走動。

 

說是「徵召光了」或許誇張,然而紅男綠女的人生圖像、宗祧家族的傳宗接代,都因戰爭而打亂,整個時代應該都很焦急不安。

 

不只報社言論管控,其他諸如國語運動、寺廟整理、正廳改善、成立皇民奉公會……,臺灣的人力物力都納入日本軍事體制。物資統制愈見緊迫,配給食物不足,一天一天衝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黑市的價格節節上升,農民藏起生產的糧食,不讓政府收購。即使總督府派出經濟警察取締,但亂世人心冒險圖利,黑市盛況仍難抑止。

 

可是市井人家,還是必須吃飯。何春木在鐵路局工作的父親苦惱食指浩繁,只能一邊找到黑市偷買生活物資,一邊擔心警察逮捕,所以白天買到的東西要藏進鐵路的工程車,等到天色暗黑再拿回家。臺灣人也開始把曬乾的番薯簽摻入米飯填充分量,到了戰爭末期,「連煮青菜所剩的菜湯也拿來喝」。

 

戰爭期間的饑餓,是「軍部優先」、「一切為聖戰」的口號裡,臺灣人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

 

※本文摘錄自《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第四章-消息的第一線:記者的故事/衛城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為台南人,在台南念書、工作、養狗。曾任媒體記者、編輯,現兼職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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