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下):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

黃衍方 2018年01月06日 22:00:00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回顧了《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的人生旅程,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部電影背後的秘密。

 

《幸福路上》的起點

 

2012年,宋欣穎從美國回到台灣,認識了一些影視界的前輩,其中一位就是本片的監製馮賢賢。馮賢賢看過宋欣穎拍的短片後,覺得她的技法很好,於是問她有沒有什麼想拍的劇本。宋欣穎跟她說了一個叫做《幸福路女孩》的故事,也就是現在的《幸福路上》。

 

一開始,宋欣穎想把《幸福路上》拍成真人電影,不過馮賢賢聽完這個故事後,建議她可以拍成動畫片,這樣故事裡的幻想元素呈現出來的效果會更好。宋欣穎聽了後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就開始進行籌備。2013年台北電影節,《幸福路上》以動畫短片的形式首度與觀眾見面。

 

 

為什麼會先拍動畫短片?宋欣穎表示,他們一開始其實想做像日本動畫《櫻桃小丸子》那樣的單元劇,把《幸福路上》拍成一系列的動畫短片,完成後就直接在網路上放送,因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獲利,而是要盡可能提高作品的影響力。

 

在北影亮相的短片版《幸福路上》就是該計畫的第一部作品,他們原先希望透過這部作品募集到足以完成整個系列的資金,不過後來發現需要的成本太高,靠一隻短片沒有辦法募到這麼多錢,所以又改回做動畫長片,因為長片的獲利模式比較明顯,對外募資相對容易一些。

 

宋欣穎表示,如果是現在才開始執行這項計畫,情況可能就會不一樣,因為現在有很多OTT平台,它們可能會有投資系列動畫短片的意願,不過當時是沒有這種外在條件的。

 

回憶起動畫短片《幸福路上》初次亮相那一年,宋欣穎說,當年國內跟動畫短片相關的獎項,這部片這大概都拿到了。「在那個過程你會感受到觀眾對一個本土IP的強烈渴求,所以會覺得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

 

在反覆嘗試錯誤中拍完

 

雖然過去沒有做過動畫片,但宋欣穎認為它跟劇情片的邏輯是一樣的。身為導演,你都必須很清楚作品最後應有的模樣,再來,兩者都要有一個可以被執行的好劇本。

 

宋欣穎表示,做這部片最大的困難就是團隊裡沒有人真的做過動畫長片,因此甚至連各職位的界線在哪裡也不清楚。她舉例,比如分鏡師可能會想要修改導演的劇本,這或許不是他的工作範圍,但是因為動畫片沒有演員和攝影師,如果不讓分鏡師多發揮一點,是不是他就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呢?類似的狀況層出不窮,導致這部片的磨合期特別長。

 

宋欣穎比喻,在台灣,拍電影是每個人把機器拿過來,各自發動就可以往前走了,拍動畫則要從組合機器的零件開始,如果組好後不能發動,再來檢查哪裡有問題,《幸福路上》就是在這樣反覆嘗試錯誤的狀況下拍完的。她很慶幸自己在美國接受過電影訓練,讓她可以事先預設好會有哪些問題,並且在遇到問題時當機立斷的解決。

 

宋欣穎說,因為製作過程的災難真的太多,在第一年結束時,原來的製片因為做不下去而離開,後來的新製片照著團隊目前的製作速度去計算,發現這部片要花十七年才能做完。宋欣穎笑道:「所有人就傻了,全部都想落跑。」不過最後他們用兩年就做完了。

 

 

這是一個人的成長故事

 

對於台灣的觀眾而言,在《幸福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歷史事件,不過宋欣穎強調:「我要講的其實是一個人的成長故事,而不是台灣的故事。」

 

宋欣穎表示,小時候受到的教育和社會氛圍,都對她產生了有形和無形的影響。「尤其我的年紀是一腳跨在戒嚴時期、一腳在解嚴時期,你從現在長大三四十歲去回頭看,你小時候相信的那些信仰跟價值,怎麼現在來看都好像是個笑話呢?所以我才會去寫這個故事。」

 

因為無法忽略外在社會對這一代人的影響,所以電影不會避談這些事情,不過重點仍會放在小琪的成長上。另外,片中也有一些事件對女主角沒有那麼直接的影響,它們則有著標記劇情年份的功能。

 

不過,為了避免這部電影變成乏味的歷史教科書,故事裡不會只講大事件,還會加入一些能引起台灣人共鳴的生活細節,比如當時流行的卡通《小甜甜》。「有什麼事情是可以勾起人的一些回憶的?我都會去這樣子思考。」

 

2000年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傳影互動提供)

 

實際上沒那麼要好的阿嬤

 

《幸福路上》雖然有著自傳性質,但是內容並非都是導演的人生經歷。宋欣穎說,她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會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因為那是她最熟悉的素材,不過自己的經驗不見得有趣,所以還要思考該怎麼改,才可以引起別人的共鳴。

 

宋欣穎舉例,她跟小琪一樣,都有個阿美族出身、愛吃檳榔的阿嬤,但是她跟阿嬤的感情並沒有像片中描述的那麼好。宋欣穎坦言,小時候的她跟著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一起鄙夷原住民和吃檳榔的人,所以她跟阿嬤其實沒有那麼熟。「這算是一個歷史悲劇嗎?可是這是事實啊。」

 

宋欣穎表示,她們這一代因為遇到台灣經濟起飛,父母無暇照顧小孩,所以很多人都是阿嬤帶大的,她看到很多朋友跟阿嬤的感情都非常好,她認為或許自己也想要一個這樣的阿嬤,才在劇本裡把她寫成小琪重要的心靈支柱。

 

小琪(右)與阿嬤(圖片取自幸福路上臉書)

 

突然消失在人生中的貝蒂


在電影裡,小琪最要好的朋友貝蒂有著一頭金髮,是駐台美軍與台灣女性交往後遺留下來的孩子,從小就沒有見過她的美國爸爸,貝蒂的存在代表著台灣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

 

宋欣穎說,小時候她們班上真的有一個金髮的同學叫貝蒂,那時不太明白為什麼她會長這樣,只覺得「哇我認識一個美國人欸」,貝蒂總是穿得很漂亮,又會彈鋼琴,宋欣穎覺得她會發光,「在那個骯髒的新莊,她是一個天使般的存在。」

 

宋欣穎跟貝蒂很要好。因為媽媽不在身邊,貝蒂的個性很纖細,常常大哭,「我覺得我很喜歡他,因為她像一種漂亮的洋娃娃,等於是我嚮往的美國文化的象徵。」然而,某一天貝蒂就突然從導演的人生中消失了。「她有一天就消失在我們的記憶裡了,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不見的,我真的想不起來。」宋欣穎甚至連當初有沒有向她問過原因都不記得。

 

《幸福路上》裡的貝蒂(圖片取自幸福路上臉書)

 

這段經驗讓宋欣穎發現一個他們這一代人的特色,那就是不太注意周遭,只忙著自己眼前的事,因為周遭的環境通常不會讓你太愉快。

 

關於貝蒂的事情就一直留在宋欣穎心中。「我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就覺得,我要讓她成為小琪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也許他就是離開了,他之後的人生我不會美化讓她很順遂,但是,我覺得她應該要過著幸福的日子,因為他是個堅強的人。」

 

不知道這位貝蒂的原形會不會看到《幸福路上》?「看到也蠻好的啊,不知道她在哪裡?」宋欣穎說:「希望他記得我。」

 

帶來思想啟蒙的阿文表哥

 

阿文表哥是片中小琪最崇拜的人,也是為她帶來思想啟蒙的對象。宋欣穎跟小琪一樣有個阿文表哥,小時候,表哥經常到家中拜訪,告訴她很多事情,讓她覺得很有學問,加上表哥是家族裡少數的大學生,「我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大學生很拉風,就是因為他。」

 

後來這位表哥去了美國,久久才回台灣一次,偶爾會打電話回來幫民進黨拉票。宋欣穎說,表哥有一次回台灣時跟她透露,他過去有一陣子有強烈的憂鬱症,眼前看到的東西都變成灰色的。宋欣穎就問他為什麼,原來表哥在大學裡開讀書會,結果被警備總部叫去,「然後他中間就忽略了所有細節,沒有講,(只說)後來出來以後,覺得所有人生都是灰色的。」

 

宋欣穎說:「其實這是很多年前聽到的,也對我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可是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這個事情很有趣,就是他對於戒嚴時期的小琪會有什麼影響呢?」

 

宋欣穎念高中的時候,總統府附近一天到晚在抗議,整個社會朝氣蓬勃地往前進。當她寫到小琪的高中時期,上網搜尋可以放進劇本的社會運動,結果發現1991年的「獨台會案」跟他表哥的遭遇很像,可是兩件事的時間是隔很久的。「這個事情原來是一直在發生的,我就覺得我要把這個故事寫進去。」

 

《幸福路上》的阿文表哥(左)由導演魏德聖擔綱配音(傳影互動提供)

 

回不了家的異鄉人

 

表哥去美國之後,到了華爾街上班,大家都覺得他很優秀、賺很多錢,對宋欣穎而言,這位表哥也曾經是成功的象徵。「那我去美國之後發現其實不是這樣,他其實是一個回不了家的異鄉人。」

 

為什麼這麼說?宋欣穎解釋,因為表哥的根都在美國了,當你好不容易去了美國,而且有了一番事業,那就很難回來了。「我後來那時候要回台灣,也是想到他。」宋欣穎當時很猶豫,真的要像表哥一樣,一輩子在美國養小孩,然後拼命賺錢嗎?她後來選擇回台灣,跟表哥也有關係,所以決定把他也寫到故事裡。

 

宋欣穎又說:「在我整個求學的過程當中,看到很多類似像他(編按:表哥)那樣的青年,或者包括小琪也是,我們小時候都充滿了理想、想要改變社會,也許會成為左派青年,可是長大之後我們還是為了生活跟家庭的責任,進入了最徹底的資本主義的遊戲裡面。」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如何堅持下去把它做完

 

好不容易把《幸福路上》拍完,宋欣穎坦言,在台灣,做動畫電影比做真人電影還難,因為台灣動畫過去沒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投資方不會有太大的期待,加上觀眾對本土動畫的興趣也很低,所以一開始很多人都勸她不要做動畫片。

 

既然如此,導演是怎麼堅持下去把它做完的?「因為我覺得我的判斷是對的啊,不好意思……這樣講會不會有點那個。」宋欣穎笑道。

 

首先,她覺得籌備過程中大家對這個劇本的讚美和期待不是假的。「有些讚美跟期許是假的,可能是為了討好導演。」一旦當上導演很多人會想討好你,但她認為自己得到的那些正面評價不是。再來,她發現台灣的動畫人才很足夠,缺的只是一個可以打動很多觀眾的劇本,「那我為什麼不試呢?」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此外,她認為自己很清楚這部動畫的成品會是什麼模樣。「我覺得那是可以得到觀眾認同的,我很確定。」另外她也想過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便利商店集點送的公仔是《幸福路上》,那不是很美好嗎?「(現在)我們都是集日本的或是美國的,那有一天我們集一下本土的IP,會不會是件很好的事情?」

 

宋欣穎表示,她的個性就是認定了一件事情,就會勇往直前,「其實中間有非常非常多次是想要放棄的,而且甚至會就在家裡痛哭,覺得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人生搞得這麼慘,已經不是累是慘,我先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會鼓勵我,覺得你已經做一半啦、而且你做得很好啊,一定會有辦法解決的。」

 

此外,宋欣穎也說,她在過程中遇到非常多人善意的幫忙。「所以就會覺得那我背負這麼多人的善意,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

 

雖然《幸福路上》的主角群是197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但是宋欣穎希望不同世代、甚至不同地方的人看到都可以有共鳴。「其實我覺得一部好的電影,理論上應該是每個人(都能)從中得到不同的感動。」

 

宋欣穎說,現在大家很喜歡講IP。「可是IP不是有一天從天而降就冒出來的,它其實是經過長期前人的努力和耕耘然後累積下來。」覺得台灣很缺乏共同記憶,像是她的動畫師不太清楚鳳飛飛是什麼人,而當她到北一女演講時,覺得這些高中生應該不認識鄧麗君,但這些人事物明明對整個台灣社會是有影響的。

 

「我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記得所有的事情,可是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是文化的資產。」宋欣穎舉日本的「晨間劇」為例,晨間劇的形式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只是隨著時代不同,創作者會在內容加上新的意義。晨間劇會一再提醒觀眾日本過去發生過的事情,看的人都會記得這些事情,並且知道所謂的日本價值是什麼,

 

宋欣穎表示,她剛到美國時,覺得自己沒有故事可以講,很羨慕那些活在動盪年代的人,但事實上,如果你仔細回溯人生經歷,會發現明明就有很多故事,只是因為沒有注意過所以不記得,如果你記得這些事情,那都是可以發揮的題材。「(而且)你發揮過了,別人還可以從別的觀點再發揮一次,那個才會是文化跟文創精彩的地方。」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保存台灣人曾經擁有的共同記憶,也是宋欣穎做《幸福路上》的其中一個初衷。她表示,如果我們都不記得這些事情,我們就只能一直去學習別人做過的事。

 

她這麼說:「別人做了一個《冰與火之歌》 我們就開始討論我們能不能做出《冰與火之歌》?別人做了一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我們就開始討論我們可不可以做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琅琊榜》好好看,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琅琊榜》?可是那些都是根源自他們的集體記憶,跟原來就有的文化創造出來的。」

 

「我希望這部電影可以帶給不同世代的人一樣的感動,我相信裡頭的親情、愛情和友情是共通的。」最後宋欣穎總結道:「然後我們可以去想一想,我們成長的歷程中,有哪些記憶是很值得被說成故事的,它是屬於整個社會的人的共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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