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回顧了《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的人生旅程，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部電影背後的秘密。

《幸福路上》的起點

2012年，宋欣穎從美國回到台灣，認識了一些影視界的前輩，其中一位就是本片的監製馮賢賢。馮賢賢看過宋欣穎拍的短片後，覺得她的技法很好，於是問她有沒有什麼想拍的劇本。宋欣穎跟她說了一個叫做《幸福路女孩》的故事，也就是現在的《幸福路上》。

一開始，宋欣穎想把《幸福路上》拍成真人電影，不過馮賢賢聽完這個故事後，建議她可以拍成動畫片，這樣故事裡的幻想元素呈現出來的效果會更好。宋欣穎聽了後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就開始進行籌備。2013年台北電影節，《幸福路上》以動畫短片的形式首度與觀眾見面。

為什麼會先拍動畫短片？宋欣穎表示，他們一開始其實想做像日本動畫《櫻桃小丸子》那樣的單元劇，把《幸福路上》拍成一系列的動畫短片，完成後就直接在網路上放送，因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獲利，而是要盡可能提高作品的影響力。

在北影亮相的短片版《幸福路上》就是該計畫的第一部作品，他們原先希望透過這部作品募集到足以完成整個系列的資金，不過後來發現需要的成本太高，靠一隻短片沒有辦法募到這麼多錢，所以又改回做動畫長片，因為長片的獲利模式比較明顯，對外募資相對容易一些。

宋欣穎表示，如果是現在才開始執行這項計畫，情況可能就會不一樣，因為現在有很多OTT平台，它們可能會有投資系列動畫短片的意願，不過當時是沒有這種外在條件的。

回憶起動畫短片《幸福路上》初次亮相那一年，宋欣穎說，當年國內跟動畫短片相關的獎項，這部片這大概都拿到了。「在那個過程你會感受到觀眾對一個本土IP的強烈渴求，所以會覺得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

在反覆嘗試錯誤中拍完

雖然過去沒有做過動畫片，但宋欣穎認為它跟劇情片的邏輯是一樣的。身為導演，你都必須很清楚作品最後應有的模樣，再來，兩者都要有一個可以被執行的好劇本。

宋欣穎表示，做這部片最大的困難就是團隊裡沒有人真的做過動畫長片，因此甚至連各職位的界線在哪裡也不清楚。她舉例，比如分鏡師可能會想要修改導演的劇本，這或許不是他的工作範圍，但是因為動畫片沒有演員和攝影師，如果不讓分鏡師多發揮一點，是不是他就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呢？類似的狀況層出不窮，導致這部片的磨合期特別長。

宋欣穎比喻，在台灣，拍電影是每個人把機器拿過來，各自發動就可以往前走了，拍動畫則要從組合機器的零件開始，如果組好後不能發動，再來檢查哪裡有問題，《幸福路上》就是在這樣反覆嘗試錯誤的狀況下拍完的。她很慶幸自己在美國接受過電影訓練，讓她可以事先預設好會有哪些問題，並且在遇到問題時當機立斷的解決。

宋欣穎說，因為製作過程的災難真的太多，在第一年結束時，原來的製片因為做不下去而離開，後來的新製片照著團隊目前的製作速度去計算，發現這部片要花十七年才能做完。宋欣穎笑道：「所有人就傻了，全部都想落跑。」不過最後他們用兩年就做完了。

這是一個人的成長故事

對於台灣的觀眾而言，在《幸福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歷史事件，不過宋欣穎強調：「我要講的其實是一個人的成長故事，而不是台灣的故事。」

宋欣穎表示，小時候受到的教育和社會氛圍，都對她產生了有形和無形的影響。「尤其我的年紀是一腳跨在戒嚴時期、一腳在解嚴時期，你從現在長大三四十歲去回頭看，你小時候相信的那些信仰跟價值，怎麼現在來看都好像是個笑話呢？所以我才會去寫這個故事。」

因為無法忽略外在社會對這一代人的影響，所以電影不會避談這些事情，不過重點仍會放在小琪的成長上。另外，片中也有一些事件對女主角沒有那麼直接的影響，它們則有著標記劇情年份的功能。

不過，為了避免這部電影變成乏味的歷史教科書，故事裡不會只講大事件，還會加入一些能引起台灣人共鳴的生活細節，比如當時流行的卡通《小甜甜》。「有什麼事情是可以勾起人的一些回憶的？我都會去這樣子思考。」

實際上沒那麼要好的阿嬤

《幸福路上》雖然有著自傳性質，但是內容並非都是導演的人生經歷。宋欣穎說，她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會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因為那是她最熟悉的素材，不過自己的經驗不見得有趣，所以還要思考該怎麼改，才可以引起別人的共鳴。

宋欣穎舉例，她跟小琪一樣，都有個阿美族出身、愛吃檳榔的阿嬤，但是她跟阿嬤的感情並沒有像片中描述的那麼好。宋欣穎坦言，小時候的她跟著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一起鄙夷原住民和吃檳榔的人，所以她跟阿嬤其實沒有那麼熟。「這算是一個歷史悲劇嗎？可是這是事實啊。」

宋欣穎表示，她們這一代因為遇到台灣經濟起飛，父母無暇照顧小孩，所以很多人都是阿嬤帶大的，她看到很多朋友跟阿嬤的感情都非常好，她認為或許自己也想要一個這樣的阿嬤，才在劇本裡把她寫成小琪重要的心靈支柱。

突然消失在人生中的貝蒂

在電影裡，小琪最要好的朋友貝蒂有著一頭金髮，是駐台美軍與台灣女性交往後遺留下來的孩子，從小就沒有見過她的美國爸爸，貝蒂的存在代表著台灣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

宋欣穎說，小時候她們班上真的有一個金髮的同學叫貝蒂，那時不太明白為什麼她會長這樣，只覺得「哇我認識一個美國人欸」，貝蒂總是穿得很漂亮，又會彈鋼琴，宋欣穎覺得她會發光，「在那個骯髒的新莊，她是一個天使般的存在。」

宋欣穎跟貝蒂很要好。因為媽媽不在身邊，貝蒂的個性很纖細，常常大哭，「我覺得我很喜歡他，因為她像一種漂亮的洋娃娃，等於是我嚮往的美國文化的象徵。」然而，某一天貝蒂就突然從導演的人生中消失了。「她有一天就消失在我們的記憶裡了，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不見的，我真的想不起來。」宋欣穎甚至連當初有沒有向她問過原因都不記得。

這段經驗讓宋欣穎發現一個他們這一代人的特色，那就是不太注意周遭，只忙著自己眼前的事，因為周遭的環境通常不會讓你太愉快。

關於貝蒂的事情就一直留在宋欣穎心中。「我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就覺得，我要讓她成為小琪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也許他就是離開了，他之後的人生我不會美化讓她很順遂，但是，我覺得她應該要過著幸福的日子，因為他是個堅強的人。」

不知道這位貝蒂的原形會不會看到《幸福路上》？「看到也蠻好的啊，不知道她在哪裡？」宋欣穎說：「希望他記得我。」

帶來思想啟蒙的阿文表哥

阿文表哥是片中小琪最崇拜的人，也是為她帶來思想啟蒙的對象。宋欣穎跟小琪一樣有個阿文表哥，小時候，表哥經常到家中拜訪，告訴她很多事情，讓她覺得很有學問，加上表哥是家族裡少數的大學生，「我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大學生很拉風，就是因為他。」

後來這位表哥去了美國，久久才回台灣一次，偶爾會打電話回來幫民進黨拉票。宋欣穎說，表哥有一次回台灣時跟她透露，他過去有一陣子有強烈的憂鬱症，眼前看到的東西都變成灰色的。宋欣穎就問他為什麼，原來表哥在大學裡開讀書會，結果被警備總部叫去，「然後他中間就忽略了所有細節，沒有講，（只說）後來出來以後，覺得所有人生都是灰色的。」

宋欣穎說：「其實這是很多年前聽到的，也對我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可是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這個事情很有趣，就是他對於戒嚴時期的小琪會有什麼影響呢？」

宋欣穎念高中的時候，總統府附近一天到晚在抗議，整個社會朝氣蓬勃地往前進。當她寫到小琪的高中時期，上網搜尋可以放進劇本的社會運動，結果發現1991年的「獨台會案」跟他表哥的遭遇很像，可是兩件事的時間是隔很久的。「這個事情原來是一直在發生的，我就覺得我要把這個故事寫進去。」

回不了家的異鄉人

表哥去美國之後，到了華爾街上班，大家都覺得他很優秀、賺很多錢，對宋欣穎而言，這位表哥也曾經是成功的象徵。「那我去美國之後發現其實不是這樣，他其實是一個回不了家的異鄉人。」

為什麼這麼說？宋欣穎解釋，因為表哥的根都在美國了，當你好不容易去了美國，而且有了一番事業，那就很難回來了。「我後來那時候要回台灣，也是想到他。」宋欣穎當時很猶豫，真的要像表哥一樣，一輩子在美國養小孩，然後拼命賺錢嗎？她後來選擇回台灣，跟表哥也有關係，所以決定把他也寫到故事裡。

宋欣穎又說：「在我整個求學的過程當中，看到很多類似像他（編按：表哥）那樣的青年，或者包括小琪也是，我們小時候都充滿了理想、想要改變社會，也許會成為左派青年，可是長大之後我們還是為了生活跟家庭的責任，進入了最徹底的資本主義的遊戲裡面。」

如何堅持下去把它做完

好不容易把《幸福路上》拍完，宋欣穎坦言，在台灣，做動畫電影比做真人電影還難，因為台灣動畫過去沒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投資方不會有太大的期待，加上觀眾對本土動畫的興趣也很低，所以一開始很多人都勸她不要做動畫片。

既然如此，導演是怎麼堅持下去把它做完的？「因為我覺得我的判斷是對的啊，不好意思……這樣講會不會有點那個。」宋欣穎笑道。

首先，她覺得籌備過程中大家對這個劇本的讚美和期待不是假的。「有些讚美跟期許是假的，可能是為了討好導演。」一旦當上導演很多人會想討好你，但她認為自己得到的那些正面評價不是。再來，她發現台灣的動畫人才很足夠，缺的只是一個可以打動很多觀眾的劇本，「那我為什麼不試呢？」

此外，她認為自己很清楚這部動畫的成品會是什麼模樣。「我覺得那是可以得到觀眾認同的，我很確定。」另外她也想過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便利商店集點送的公仔是《幸福路上》，那不是很美好嗎？「（現在）我們都是集日本的或是美國的，那有一天我們集一下本土的IP，會不會是件很好的事情？」

宋欣穎表示，她的個性就是認定了一件事情，就會勇往直前，「其實中間有非常非常多次是想要放棄的，而且甚至會就在家裡痛哭，覺得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人生搞得這麼慘，已經不是累是慘，我先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會鼓勵我，覺得你已經做一半啦、而且你做得很好啊，一定會有辦法解決的。」

此外，宋欣穎也說，她在過程中遇到非常多人善意的幫忙。「所以就會覺得那我背負這麼多人的善意，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

雖然《幸福路上》的主角群是197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但是宋欣穎希望不同世代、甚至不同地方的人看到都可以有共鳴。「其實我覺得一部好的電影，理論上應該是每個人（都能）從中得到不同的感動。」

宋欣穎說，現在大家很喜歡講IP。「可是IP不是有一天從天而降就冒出來的，它其實是經過長期前人的努力和耕耘然後累積下來。」覺得台灣很缺乏共同記憶，像是她的動畫師不太清楚鳳飛飛是什麼人，而當她到北一女演講時，覺得這些高中生應該不認識鄧麗君，但這些人事物明明對整個台灣社會是有影響的。

「我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記得所有的事情，可是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是文化的資產。」宋欣穎舉日本的「晨間劇」為例，晨間劇的形式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只是隨著時代不同，創作者會在內容加上新的意義。晨間劇會一再提醒觀眾日本過去發生過的事情，看的人都會記得這些事情，並且知道所謂的日本價值是什麼，

宋欣穎表示，她剛到美國時，覺得自己沒有故事可以講，很羨慕那些活在動盪年代的人，但事實上，如果你仔細回溯人生經歷，會發現明明就有很多故事，只是因為沒有注意過所以不記得，如果你記得這些事情，那都是可以發揮的題材。「（而且）你發揮過了，別人還可以從別的觀點再發揮一次，那個才會是文化跟文創精彩的地方。」

保存台灣人曾經擁有的共同記憶，也是宋欣穎做《幸福路上》的其中一個初衷。她表示，如果我們都不記得這些事情，我們就只能一直去學習別人做過的事。

她這麼說：「別人做了一個《冰與火之歌》 我們就開始討論我們能不能做出《冰與火之歌》？別人做了一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我們就開始討論我們可不可以做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琅琊榜》好好看，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琅琊榜》？可是那些都是根源自他們的集體記憶，跟原來就有的文化創造出來的。」

「我希望這部電影可以帶給不同世代的人一樣的感動，我相信裡頭的親情、愛情和友情是共通的。」最後宋欣穎總結道：「然後我們可以去想一想，我們成長的歷程中，有哪些記憶是很值得被說成故事的，它是屬於整個社會的人的共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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