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趁俄羅斯私人行程之便，《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譯者陳韻聿約了本書作者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Khlevniuk）在莫斯科市區見面，請他就書本身與其延伸議題分享自己的看法，其結果就是以下這篇綜合訪談內容與譯者補充的文章。訪談以俄語進行。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是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的資深研究員，在檔案開放後參與多項蘇聯時期的檔案編纂與整理出版的工作；他同時也是數個國際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參加多項跨國研究工作，是國際公認的傑出蘇聯史學者，在史達林相關研究領域的成就尤為卓著。他目前任教於國立莫斯科大學及同樣位於莫斯科的高等經濟學院，另外也在非政府組織及媒體上對一般民眾作非學術性的演講，或者就特定議題分享專業見解。

為誰而寫的傳記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為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受耶魯大學出版社邀請而寫就的傳記類作品，以堅實的史料分析為骨、細膩且暗藏機鋒的描摹為肉，「再現」史達林這位直接、間接影響數千萬人命運至鉅的人物，關照其身處的大時代與時代中的個人，多面向探討超越時空的各類「史達林現象」及「史達林遺產」。

本書於2015年獲俄國科普寫作獎「啟蒙者」（«Просветитель»）的「傳記類」特別獎肯定。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該年，「啟蒙者」的共同創辦者與主要資金來源——非政府組織「朝代」（«Династия»）基金會——遭俄羅斯司法部列入「外國勢力代理人」名冊，在俄國知識界引起一陣震盪。

在訪談中，奧列格‧賀列夫紐克表示，《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的主要目標讀者是「一般人」，而非歷史學者。作者長年研究史達林其人及其時代，涉獵領域包括蘇聯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手上可用的材料和「武器」非常多，但為避免一般讀者有「消化不良」的困擾，勢必得作適度剪裁，留下精華——「我非常能體會讀者看到大部頭著作提不起勁或缺乏征服勇氣的心情，所以我盡量濃縮，以史達林個人為中心，延伸探討其他議題。

我的目標是讓一般人讀來有趣，幫助他們在相對短的時間內掌握重點」；「給學者看的史達林傳記一定得分好幾冊寫，寫法也會比較傳統」。有意思的是，據奧列格‧賀列夫紐克所言，基本上，史達林傳記的寫作走向會受主要目標讀者的所在國影響：「對大多數西方讀者來說，作者不需費心證明史達林是獨裁者、曾施行恐怖統治，但在俄羅斯，民眾對史達林個人和他的時代有比較複雜的想法和情感。我在書中盡可能關照不同觀點。」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的英文譯本及俄語原文初版皆於2015年問世，接著作者再為俄語讀者寫了更深入、豐富的「進階版」（2016）。中譯本綜合了這三個版本。

無論版本為何，作者立論皆講究證據：「我使用的任何一句話、任何一個數據、任何事實都有出處，讀者可以按圖索驥找到相關資料」；「有人批評我『仇蘇』，但除了空泛的咆哮和『貼標籤』外，他們無法就問題實質『咬』我，因為我提出的是經得起檢驗的事實證據——雖然這些人對事實不見得有興趣」；「觀點可以不同，但立論必須講究科學方法與原則。」

檔案開放

作者認為，《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可謂對蘇聯檔案開放以後的史達林研究作了部分總結。自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國際學界和後蘇聯社會經歷了一場長約二十年的檔案開放榮景，如今多數學者認為，就歷史事實而言，蘇聯研究的待補「空白」已所剩不多，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反倒是如何整理、消化、詮釋新出土的史料，如何將學界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減少政治力對歷史研究的介入。

無可諱言，研究者以及渴望了解所處世界、對個人及社會「無知」狀態忍受力偏低的人總是希望能有更多檔案被開放、看見更多資料被「挖」出來，但就學術界而言，俄羅斯目前面臨的嚴重問題卻是專業人才不足，缺乏有能力處理、研究龐雜史料的人。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諸如經費嚴重短缺、專業人員往海外追尋更符合個人需求的工作環境等——俄羅斯學界在蘇聯解體後經歷了一場大失血，而在國內情勢相對穩定後，學術圈仍得面對「薪情」低迷、政治干預等問題。

此外，蘇聯檔案的開放程度因議題而有差異。如作者所言，開放程度最差的當屬與國際政治、外交和軍事有關者：「作為最高軍事統帥的史達林還沒被充分研究，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戰爭期間的軍事決策圈和政治領導層。這和議題的複雜度及軍事研究的技術門檻有關。

相關檔案由外交部和國防部管轄，而政府機關通常不太喜歡外人去探究他們的文件。當然，政治考量是存在的，但更麻煩的是官僚心態。」那為何俄羅斯書市仍有眾多與史達林時期蘇聯軍事和外交有關的出版品？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對此表示，有閱讀價值的其實很少。

可以說，在俄羅斯，和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所謂的「偉大衛國戰爭」）有關的「口水」很多，嚴謹的學術研究卻仍有極大發展空間。「戰爭」是重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動員工具，其真實面貌卻容易被各種口號、宣傳和自欺欺人掩蓋。

你承受得了真相嗎

「每次有人跟我說，他想到檔案館查和（被迫害）親人有關的資料，我都會請他三思。這是艱難的道德議題。在以『恐怖』為主要統治手段的體制中，當『好人』很難，能堅守道德原則和個人信念的英雄很少。這是國家逼人民如此。真相可能很殘酷，最好不要低估它的後座力。」奧列格‧賀列夫紐克說。確實，面對恐怖機器，「普通人」的「普通選擇」也許是很不堪的，而原來被親友視為「大英雄」的「小人物」，也有可能在歷史文件和客觀檢視的強力照射燈下現出原形（「大人物」更不用說了）。

依照俄羅斯法律規定，該國公民皆有權利憑身分證明文件至檔案館索閱已解密、開放的資料。

然而，真正會去調閱檔案的非專業人士極少，民眾習於先入為主，認為一切只會是徒勞。不過，近二十多年來，研究者已整理、出版多部檔案彙編，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強烈建議業餘者善用這些資源：「它們都有註解和導言，方便使用者解讀歷史文件。」

確實，未受過訓練的人就算親自跑一趟檔案館，也不見得能有收穫，尤其近年來俄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等理由加強資訊和言論控管，在檔案開放方面走回頭路，探尋真相就更難了。有證據顯示，檔案館人員近幾年越來越常在未提出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拒絕提供已開放、法律要求公開的文件。

史達林回來了

近來的民意調查顯示，史達林受俄羅斯民眾「愛戴」的程度穩定成長，穩居俄羅斯史（甚至是世界史！）上最偉大人物前三名。媒體報導也呈現俄羅斯社會中，對史達林個人及其代表的世界觀、價值體系、大國榮光、穩定秩序，甚至「美學」和行為風格有明顯的懷舊和理想化傾向，這類「史達林情結」具體表現在建立紀念雕像、美化史達林統治、醜化其先行及後繼者、散播各種「翻案」言論、肯定所謂的「尚武」精神和支持政府大秀軍事（真／假）肌肉等行動。難道俄國將出現非虛擬的「史達林2.0」？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認為，無需過度渲染俄羅斯民間的史達林崇拜，雖然當局的諸多舉措確實有助「史達林強勢回歸」。他表示，比上述民意調查結果更重要的是，大多數民眾並不願意活在歷史上曾經血淋淋存在過的史達林時代，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俄國，「重建」史達林體制客觀上是不可能的。

「多數人知道那個『偉大』的時代其實很可怕。如今被愛戴的是民眾想像出來，或是經有心人士改造、虛構的史達林。這樣的『愛』其實很膚淺。在很大程度上，史達林情結反映了社會對現實的不滿和集體心理需求，歷史成了當代的鏡像——如果人們強調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人人平等（縱使貧窮，但『均貧』，『安貧樂道』因此相對容易）、政治清廉、治安良好、全民團結一心、經濟強盛、是世界超級強權，我們就可以推斷，這些往往昧於歷史事實、似是而非、只對了一部分的說法是哪些社會不滿的投射。」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認為，「史達林神話」的強大感染力顯示俄羅斯公民社會「體質虛弱」：「健康的公民社會有能力勇敢面對現實、展望未來，而不是活在歷史神話中。」他也指出，多數人寧願積非成是、相信各領域「賢達」的「領導」、不願多花心力進行批判性思辨，其原因包括教育系統的問題、「管不了那麼多」的心態、缺乏同理心（「幾百萬人被送進勞改營又如何？」)、當局有意識的政治操作（見下文）……等。

此外，針對史達林及史達林主義，眾論者「百家爭鳴」，一般民眾確實容易在眾聲喧嘩中迷失方向，索性隨波逐流，不求在汪洋中定向。

「其實我最在乎的是今天十多歲、二十多歲年輕人的想法：他們對真相、知識有沒有興趣？就我看來，情況是樂觀的，不少人對蘇聯抱持著批判或至少是質疑的態度，雖然我接觸的年輕人仍以歷史系學生或研究生為主。當然，年輕人中也有所謂的史達林主義者，但我不會急著下定論，說他們果真心口合一，因為他們這樣自我標榜有可能是為了升遷、獲取特定利益，或只是耍帥而已。至於那些死心塌地的史達林主義者，和他們辯論根本是浪費時間，因為他們需要的是『信仰』，不是真相。」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後來更提到：「有些人就是相信人類在本質上齷齪不堪，需要被管教，而且唯一合理可行的『管理』辦法，就是『恐怖』。要如何和這樣的『信徒』對話？」

※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碩士／俄文譯者／媒體工作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