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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精選】劉霞重獲自由背後 德國發揮了什麼作用

紐約時報 2018年07月14日 07:00:00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的遺孀劉霞抵達芬蘭萬塔的赫爾辛基國際機場。  (JUSSI NUKARI/LEHTIKUVA,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的遺孀劉霞抵達芬蘭萬塔的赫爾辛基國際機場。 (JUSSI NUKARI/LEHTIKUVA, VIA ASSOCIATED PRESS)

直到將讓她在德國獲得自由的飛機關上艙門之前,他們一直在周圍徘徊。一路90分鐘的車程,他們跟隨她從公寓來到機場。他們帶著她走過一個特別的出發區。

 

過去一年裡,中國強大的安全機構一直在看守、監視和控制著劉霞的行動,今年57歲的她是中國最著名的異見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遺孀,他於去年7月在警方監禁下因癌症逝世。

 

歐洲外交官說,一名中國安全官員上週出人意料地打來電話,說劉霞可以拿護照離開這個國家了。

 

中國政府決定在她丈夫去世一週年之前釋放劉霞,這和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極為關注她的命運有關。梅克爾在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晤中要求釋放劉霞,對於一位西方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舉動。

 

於此同時,中國意識到,作為很多國際人權組織法寶的劉霞,已經成為它的累贅,美國和歐洲認為中國實行掠奪性的經濟政策和越來越專制的統治,令中國的形象受到重創。

 

外交人員表示,北京考慮到,如果劉霞仍軟禁在北京,只能與少數人交談,並且禁止在公寓之外自由行動,那麼計劃在德國舉行的劉曉波忌日紀念活動,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前德國駐華大使史丹澤(Volker Stanzel)說,一年前,劉曉波去世後,中國認為不必擔心友邦,甚至連歐洲的重要力量德國也無需擔心。

 

「當時中國正在春風得意,」史丹澤說。「現在中國感覺處於逆境。」

 

劉曉波與妻子劉霞。照片由其家人提供,拍攝時間不明。 (湯森路透)

 

史丹澤說,劉霞的釋放是「對歐洲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做出的一個姿態」。

 

作為詩人和攝影師的劉霞,是中國政府的一個特例。自從2010年丈夫獲獎以來,她一直被軟禁在家。但她沒有犯罪。朋友們說她並非受政治驅使的人物。他們還說,她遭受了包括憂鬱症在內的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她對政府的主要威脅就是她與丈夫的關係。

 

外交官說,這給了政府台階,可以允許她離開,同時不會顯得像是對待異見者的堅決立場有所鬆動。

 

好像是為了反駁這次釋放可能被解釋為習近平對異見者的強硬態度有所改變的觀點,就在劉霞離開中國當天,週三,支持民主的活動人士,64歲的秦永敏被判處13年徒刑。他被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

 

律師們表示這是近年來該罪名判刑最重的一次,比劉曉波2009年因類似罪名被判入獄的時間還長兩年。

 

劉霞一直希望能離開中國,但在她丈夫遭到監禁期間有所動搖。外交人士表示,在劉曉波最後的日子裡,他曾要求前往德國或美國治療晚期癌症——主要是為了讓屆時將陪伴他的妻子離開中國。

 

政府拒絕給予許可。

 

在他去世後,由德國政府牽頭讓劉霞出國的行動真正地開始了。但這個行動也是悄然進行的,這樣做是為了不惹惱中國政府,後者非常反感人權案件被公開曝光。

 

5月24日,北京,德國總理梅克爾與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外。(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三月,在中國結束了年度重大政治活動後——每年一次的全國人大以及公布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不再有任期限制——西方外交人士曾抱過希望,認為劉霞會被釋放。但什麼也沒發生。

 

然後,在五月,梅克爾訪問了北京。這位在東德長大的牧師女兒一直以來的目標,都是在德國在華重要經濟利益與對中國人權記錄的批評之間找到平衡。

 

「人權對她來說不只是空談,」 史丹澤表示。「是切實的事情。」

 

為了表示對人權活動人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在一場全國性的打壓行動中遭到監禁——的支持,梅克爾與兩位遭到監禁的中國人權律師的妻子舉行了會面。其中一位律師是在2015年7月一次打壓行動中遭到拘留或問訊的200多名人權活動人士之一。

 

「其他人不會做這樣的事,」史丹澤提到梅克爾對人權的推動時說。「英國迫切地想獲得貿易協定;法國總統馬克宏是新人;川普對這個不感興趣。」

 

「律師的妻子告訴梅克爾她是唯一一個見她們的,」他說。「這讓她感到驚訝。」

 

一名了解這次訪問情況的歐洲外交人士表示,當梅克爾對習近平提起劉霞的情況,並且要求還其自由時,她得到的回應是這位遺孀可以被釋放,但條件是不能大肆宣揚這件事。

 

當梅克爾對北京施壓時,在後方的德國,中國異見作家廖亦武與德國前總統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成為了朋友,後者曾是一名牧師,東德著名權益倡導人士。

 

史丹澤說,廖亦武的影響幫助推動了德國政府高層對劉霞案子的關注,並且激起了公眾的興趣。

 

當劉霞收到可以離開中國的消息時,她的弟弟劉暉幫忙籌備了離開計劃。當時她還是不能離開自己的公寓。

 

劉暉拿著她的護照,去德國大使館申請了上面的第一個簽注。

 

劉霞沒有立即離開,而是決定她應該花些時間打包個人物品。她選擇週二乘坐芬蘭航空的航班前往赫爾辛基,這是中轉前往目的地柏林的最佳航班。

 

她的胞弟開車送她前往機場,車後尾隨著中國的安全人員。由德國政府委派的一名德國大使館外交官也在同一航班上。

 

在華盛頓,國務院對劉霞「一直以來所希望」的獲釋表示歡迎,但仍然擔憂其胞弟。外交人士表示,中國當局拒絕讓他與姐姐同時離開,並且堅稱他面臨著稅務方面的指控。

 

當劉霞抵達赫爾辛基時,她像一隻準備起飛的雄鷹那樣張開雙臂。她看起來興高采烈,臉上綻放著燦爛的笑容。

 

在柏林,廖亦武夫婦及他們兩歲的女兒在德國政府安排的住處探望了劉霞。

「她情況不錯,但還需要一段時間,」廖亦武說。「這段時間對她來說很累人。」

 

※作者Jane Perlez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張彥(Ian Johnson)是《中國靈魂:宗教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一書的作者,他常駐北京,定期為《紐約時報》撰稿。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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