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慣有的談判手段中，往往會先界定對手的角色定位，以此運用談判策略。

為此，坐上談判桌前的中共，必定會先確立一點：交代雙方的關係和彼此的關係特性。眼前的這位對手究竟應被界定為「老朋友」或「競爭者」？

若是被認為是中國的「老朋友」，中共會要求對方，多體諒中國的立場、多擔待中國的利益；若是「競爭者」，談判對手就應要向中方展現想要協商談判的「誠意」。

無論是老朋友或競爭者，中國通常會先向對手確立有利於中方的「原則立場」，讓對手在屬於中方的「原則立場」舞台內表演。

之後，就是對力量的運用。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大衛藍普頓研究，中共會運用四種角色的權力地位：一是強者地位。不讓對手太多的迴旋空間；二是弱勢姿態，讓強者有責任協助或修正過去的「不義」行為；三是擺出其力量正在上升趨勢，逼迫對手即早和其達成協議，切勿等待，讓對方感到有利（例如兩岸關係）；四是雙方彼此互有需求，需彈性靈活、互取所需。

盱衡過去8年的兩岸談判，國民黨無論在關係界定、原則立場，或中共對其力量運用上，全都陷入中共的談判權力範疇中：國民黨向中共展現「老朋友」的姿態，並在「一中」（或九二共識）的「原則立場」上，表面地看似雙方達成了政治互信，實則陷入了中國的利益場域內，任其把玩。

最後，在中共的權力運用上，認可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盡早達成協議間，有某種正向關係，故而亟欲和中共打造某種程度的政治諒解（和平協議）。

綜觀馬政府時期的兩岸協商、近期藍營8名縣市首長挾「九二共識」赴京「請命」，乃至於到台灣在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的問題上，都可嗅到上述中共談判模式的巧妙運用和權力壓迫。

國民黨選擇舉旗屈服於中共的權力姿態，卻在台灣國內慘遭政治滑鐵盧。國民黨人遺忘了在民主制度的台灣，選民手中的那張選票，決定了國民黨的政治基礎，而非中國共產黨的施予。

綜觀目前的兩岸局勢，民進黨選擇在談判桌上當中共的「競爭者」，而非「老朋友」；原則立場上，不陷入中共劃定的「一中原則」及「九二共識」的牢籠舞台內，且不展現兩岸談判的急迫態度。

和帝制上千年的俄羅斯一樣，在帝制土壤孕育多年的中國，早已塑造出一個只聽得權力語言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這樣務實又現實的政黨，只和權力穩固者打交道。

故此，要和中共坐上談判桌，民進黨的首要功課，絕非急於步上國民黨的後塵，而應鞏固好國內的政治基礎，壓縮中共「台灣代理人」的政治空間，型塑出一個有利對中談判的內部氛圍，以強而有力的談判競爭者姿態面對中共，不讓中共有見縫插針的機會，才能擋得住中共的壓力測試、確保台灣的利益。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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