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涵容更多人民政治參與形式的制度設計

2016年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讓許多英美的媒體、文化、學術、經濟和網路菁英們都公開表達對人民政治判斷能力的高度憂慮和不信任。

對這些菁英來說，英國人民支持脫歐以及美國人民支持川普都印證了：人民沒有遠見、不負責任、容易被政客煽動、情緒性遠高於理性、沒有理性思辨、容易有強烈保守的種族或性別或宗教偏見、抱持地域褊狹心態、排斥移民、沒有人權普世胸懷。他們分析這些「人民」多半屬於中下階層（包括中產階層的中下段），由於經濟利益被長期剝奪，以致有種種原因出現上述特徵（解讀為：因為窮，所以不僅笨又壞）。

這些菁英平常都是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意見領袖。他們擔憂民主出了嚴重問題。但是如果希拉蕊．柯林頓當選，或者脫歐公投被否決，他們也會說，民主會自我矯正。所以，到底民主出現了嚴重問題，還是民主沒有問題？

我認為英美民主出現了嚴重問題，可是我們需要更多民主以挽救民主，而不是去憂慮人民素質的低落。人民需要的是更多權力，而不是更多教育。我知道這樣的想法會嚇壞許多自認支持民主的菁英。

歐美發軔的現代政治體制，雖然在十九世紀中葉後逐漸確立為自由民主體制，但是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不管是菁英政治或者民主代議政治的支持者，多對人民或隱或現地抱持上述負面看法。即使當代多數的歐美知識菁英也是如此。

當代的民主代議體制把人民的權力侷限在一個個選民私下決定的選舉權（只能選擇那些菁英），人民的實質政治權力被剝奪，反而是促成川普現象的民主制度性原因。這裡我們可以參考佛羅倫斯的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的想法：人民私底下在家裡、在餐桌上的政治意見，確實經常不穩定也不可靠，但是當人民被制度正式賦予政治決策權力時，反而會戰戰兢兢行使這些權力，努力透過集體討論和決策過程以澄清自己的想法。

現在正是因為人民覺得自己的政治力量實質上完全被剝奪（選舉權趨於空洞，選誰都一樣），所以他們很陷入困惑和奇想，經常容忍、甚至期待政治人物做出難堪、嚴苛和暴衝的政治行為。但是如果人民有實質權力做決策，反而不會去做出這些難堪事。

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只有非常少數的思想家真正相信人民有能力自我治理，願意設想制度和法律，在好的制度節制下，讓人民可以擁有提案、審議、決定法案、以及對抗和懲罰菁英的直接參與政治的能力。

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和盧梭就是這些少數。其實盧梭只能算四分之三個，他的公民大會沒有法律提案權，只有否決權，而且他比亞里斯多德更不相信人民有智慧。他認為人民有的是正直，智慧則屬於菁英。亞里斯多德可以算二分之一個，雖然他對人民也抱持一定的負面看法，可是他相信人民被制度節制後集體政治判斷的智慧。在他設想的經過節制的民主，人民不僅有選舉權，還有檢查、對抗和否決菁英決策的權利。

如彗星般的羅馬共和的政治體制也有過一些很好的設計。在當代法律歷史學者的考據下，羅馬共和比當代自由民主體制，更願意提供法律和制度，讓人民能夠提案、審議、決定法案、對抗和懲罰菁英。

當代盛行的兩個民主理念，因為缺乏好的民主制度設計以致雙雙陷入泥沼。「審議民主」因為制度正當性無法凌駕代議制度選舉出來的議會和行政首長，人民的審議會議常常只被侷限在提供諮詢意見、教育人民或者象徵性的角色。

在當代常被歸類為「基進民主」陣營的美國哲學家漢娜．鄂蘭的政治行動理念，看似相信人民的直接行動，推崇以「行動」對抗僵化的法律、官僚、社會制度和代議制度，因此常常吸引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可是她對設計讓人民平等直接參與的制度沒有興趣。

沒有制度和法律安排、協助的「流動的」政治行動，不管多麼「基進」（我們可以加上謝爾登．沃林和尚塔爾．墨菲這些「基進民主」大將），人民都很難和菁英競爭影響力，最後一定是菁英的政治，而推崇卓越非凡的政治行動的鄂蘭當然很菁英主義。

2016年美國大選開票後，可以預見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保守，知識菁英會因為不信任人民，而更傾向少一點民主。我卻持相反的立場。我認為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設計下，給予人民實質的政治權力去公開、透明地進行政治討論，並且擁有提案、審議、決定法案、以及對抗和懲罰菁英的制度性權力，人民會展現成熟、負責的能力，做出比菁英更有智慧、更考慮政治社群公共利益的政治判斷和決定。我們容易淡忘菁英是最容易腐敗、最只顧服務自己的一群人。這是只有民主體制才能不斷強迫我們記憶的人性健忘症。

※本文摘自《菜市場政治學：選舉專號Who Governs?》／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專長領域：西洋政治思想史、民主理論、正義理論、國際政治理論、比較政治理論／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