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讓「華人」走出原朝代中心的桎梏 

盧斯達 2018年10月17日 00:00:00

若台灣人將歷史敘事中心由「朝代」轉移到台灣本土是政治鬥爭;一定要將敘事局限於帝都同心圓,何嘗又不是大中華的政治呢?(湯森路透)

台灣教育部進行歷史課綱改革,取消王朝道統的編年史敘事,改以台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分域。有不少團體出來反對。包括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批評民進黨「去中媚日」;一些學者也召開「反去中國化歷史課綱記者會」,痛罵新課綱「去中國化」。連中國國台辦也發表評論,稱這種改動是「數典忘祖」。

 

中國史所謂的編年史意識是甚麼呢?就是朝代史觀,將歷史與權力當局捆綁在一起—這從中國的「年號」傳統就可以看到。皇帝通過定制「年號」,而將歷史包攬於皇權之中。這在以前來說並不是霸道,而是正常做法。

 

第一個定制年號的皇帝是漢武帝,他上追的傳統來自《春秋公羊傳》,那裡有一句:「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皇帝要「正月」,就是定了哪一個月是歲首,這也是皇權透過干預曆法和時間,取得形而上的權威。

 

而歐洲文化作為比照的,是神檯上的耶穌。因為歐洲人在公元五世紀,就使用基督降世作為元年,以示人間的一切都在基督之中,以基督作為塵世的經緯。中國的大一統觀念並非只是土地和物質世界,還包括超越的形而上領域。因此這也影響到歷史學的發展,朝代史觀是其中一個產品。

 

朝代史觀是說,將塵世的歷史鑲嵌於「朝代」之中,而非視政府為某一個土地上或時間中的產物,而是相反的,塵世和人間在政權之中得到發展。

 

現代人需要「我就是世界」的歷史嗎

 

傳統的中國歷史書寫,將上古的三皇五帝,視為「朝代」的開創者,夏商兩支部落領袖,變成了「夏商」和「商朝」,因為他們要為正統的周朝塑造一個道統。「周朝」的天命是來自哪裡的呢?斷不會是無中生有,或者不想承認只靠武力打回來,於是他們向上推出一個夏商的道統。

 

後來的各個「朝代」也是這樣,為了為「本朝」塑造法統。「朝」理論上只有一個,為之統一。如果有多過一個政權,中史就會視之為「割據」,然後道學家就通過若干不一的標準去找一個「正統」,即是敘事的重心。

 

「朝代」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朝即一代,一代即整個時間領域,理論上是「天下」,即整個世界。以前的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中心,「我就是世界」,即「中史」也就是世界史,因此那是自我中心的史觀。但現代人是否應該這樣學歷史呢?日本的中國歷史為甚麼那麼發達,因為他們視中國為客體,而不是自己,自然避免了很多自我中心而產生的盲點。

 

中國傳統史料,也就是一個政權中心主義的歷史。政權可以觸及的,也就是歷史可以觸及,反之亦然。當政權無法接觸,勢力退卻的時候,歷史就會空白。然而「中國」的定義、每一個政權的領土、政權的民族都非常不同,因此就算不談論「東亞」的格局,要多層次地理解「中國」,也必須跳出政權中心的論述,從更大的範圍觀看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年代的那些「本朝史」,都不可能是東亞史。

 

事實上「中國史」本身就意味著中國是獨立的,但我們已經慢慢了解,外族的實際進入和文化資源輸入,決定了中國世界的數次大轉變。就算是古世的商周文化,也與更西邊的印度關係密切。

 

例如大清中後期的變亂,以「中國中心論」或朝代史觀之,不可能解釋得清楚。因為那種寫法只是重覆一套治亂興衰史,將每個歷史人物和事件臉譜化。每一次政權衰落,都是因為皇帝失政、官員腐敗、外族興起、內有民變……歷史書永遠是這樣寫。但事實上是要更有深度的講大清衰落,要講歐洲大航海時代、海權國家崛起、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主義成為主流,才能解釋清楚大清和英國在爭持甚麼。以前的歷史教你英國人一心殖民侵略、瓜分我國土地,是膚淺的教法,也是自我中心的教法。

 

以令「本朝」取得看似代代相傳的法統

 

玄一點的說,歷史是絕對真實,但也因此不可能被人類所完全理解。人類可以接觸的是「歷史學」。舉凡是歷史學,就有一個書寫的角度。你站在哪裡看歷史。這是相對主觀的東西。

 

舉凡一處人有一定的本位意識,他們就會用自己的角度去觀看歷史。台灣人自然不可能取消中國史,但他們必定越來越傾向用台灣史觀去看待中國史。所謂區域史,如果是將中國史與政權敘事脫勾,那也是一種將歷史還原的方法。

 

如果將中國史這個框架取消,將之放在區域的脈絡裡討論,可以令人更接近「歷史真實」,then why not?

 

有一些人會認為這樣處理歷史,是國之不國,成何體統,但那個體統其實又有多真實呢?所謂傳統的中國史,只是用一套固定的歷史書寫方法,將非常分裂、領土不一、統治民族亂到不行的幾十個互不相干的政權,整合成一條政權鏈,以令「本朝」取得看似代代相傳的法統罷了。

 

事實上中國史朝代相續、代代相傳,本身就不是真實,而跟據這種幻想而編寫的中國史,亦不過是一種大一統的政教意識形態,而多於歷史真相。只是一代一代的讀書人習非成是,士大夫飲狼奶長大,就認為轉飲人奶是大逆不道。

 

所謂傳統中國史的體統,只是一種認為東亞有一個持續的政權和治統,而這個治統今日已轉移到現代中國(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這樣的歷史學,從來是政治多於科學、主觀多於客觀。

 

不論台灣的歷史教育要如何改、最後改成怎樣。不可否認的是,傳統的中國史方法學,因為要服務單一政權,不容易做得客觀,也從來不是甚麼好東西。引入西方和東洋史觀,並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要幫助「華人」走出原朝代中心的思維桎梏。如果說台灣人將歷史敘事的中心由「朝代」轉移到台灣本部,就是政治鬥爭;那麼一定要將敘事局限於帝都同心圓的,何嘗又不是大中華的政治呢?

 

一個習慣傳統中國史觀教育的國家

 

總不能說本土史觀就是政治,大中華史觀就是學術吧?

 

說到底就是歷史是客觀,但歷史學是相對主觀,因為你始終要選擇一個出發的地方。有這些就有史觀,史觀必牽涉身份政治,沒有絕對真實,只有相對真實。台灣人從台灣地緣的角度去觀看世界、研究歷史,就像其他國家的人一樣,非常正常,並沒有甚麼原則問題要討論的—如果討論者真的關心歷史真相、社會科學,而不是只顧著中國這個神主牌的政治利益。

 

反而一個國家的歷史資源如何演進,那就不是單純通過政治轉變就可以一夕達成。如何將東亞史接駁歐美史,或曰如何建立世界史的視野,才是更大的問題所在。不過習慣傳統中國史觀教育的國家,在老師和資源的慣性之下,「中國史」擴大成「東亞」,粗略一數就多了蒙古、中亞、朝鮮、東南亞世界等等的各種視野。對於東亞人如何對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安於現狀是容易,前進必然是艱難的。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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