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地方派系勝選為兩岸關係留下迴旋空間-「理性的弔詭」

鄭吉珉 2018年11月25日 07:00:00

國民黨彰化縣長候選人王惠美憑藉地方派系和權力山頭團結輔選,成功拿下人口近130萬的第一大縣。(攝影:李智為)

民進黨這次九合一選舉的大敗,除因經濟基本面表現不佳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民進黨失去政權後並未痛定思痛,未對整個黨的路線與體質、思維邏輯與政策制定做出相應鉅大改變,也未重新形塑黨的理想性。否則在馬政府政績不佳的前提下,2009年縣市長選舉、2010直轄市長選舉與2012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為何都無法快速回昇,而要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才能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至於2016年民進黨雖未深切反省下竟還能全面執政,第一個原因是以馬英九為代表的國民黨已完全喪失理想性與實際執政能力,它過去以執政時的台灣經濟奇蹟自傲,但面對經濟停滯時,唯一的對策卻是向曾經敵我不兩立的中國搖尾乞憐。第二個原因則是,因馬政府的治理不當,而引起各種公民運動與社運團體的風起雲湧(太陽花、洪仲秋……等),以及各界對民進黨的期盼與支持。

 

鑑於社運「載舟覆舟」的鉅大力量,民進黨當然要善加運用。而且這麼做不只能讓社運不出亂子、不找麻煩,更可為執政者「進步」合法性予以背書。而且引進新勢力還能牽制黨內舊勢力,以免陷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困境。因此,在「一」石可擊「四」鳥的考量下,民進黨執政後就大量晉用社運人士。但民進黨與社運界本因反對共同敵人而結合,所以雙方理念上的差距導致屢有齬語。

 

例如全盤接受華航罷工案的勞方要求,而導致尾大不掉與連鎖效應。選前承諾勞團「實質周休二日」,選後變成「一例一休」。因司改團體痛批司法院正副院長人事,總統只得撤回諮文而損及威信。大法官釋憲認為同婚應受法律保障,但究竟修民法或立專法卻沒有結論。深澳電廠從非蓋不可,變成以觀塘天然氣接收站是否通過環評為條件,再重新評估興建的必要性。而社運人士擔任公職後的適應不良,更突顯出理想與現實間的衝突。

 

進退失據 動輒得咎的民進黨

 

這些事件突顯出的是,民進黨在失去政權之後,被如何重新執政的焦慮壓倒了自身定位與政策重建的迫切問題,才會重蹈已經否定的街頭運動。在街頭運動無效後,又因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而與之結合。而在缺乏自我認知與自身定位下,只要風往哪邊吹,當然就會往哪邊倒,而結果就是無法拿捏與盟友相處的分際與得失,以致於面對社運界或公民團體時,若非進退失據,不然就是動輒得咎。

 

更麻煩的是,社運人士大多認為自己就是正義的代言人,而容不下任何不同觀點的質疑或討論。但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卻必須調和各方不同的利益與價值,以形成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即便是所謂「進步」的價值,也只是社會上各種價值之一,並不足以代表整體社會。因此對執政者而言,各種價值都不能激進化、徹底化,而必須永遠保留彈性與迴旋的空間。

 

而且社運人士在面對理念與現實衝突時,通常會選擇棄官位而去。因為他們能夠堅持理想的原因,不是現實真的會因堅持而改變(如果改變了就代表目標已經完成,也不必再堅持),而是單靠信念的力量(就像宗教認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把山叫過來;如果山不會過來,那我們就走過去)。單靠信念就能堅持,當然就不必改變目標,也不存在著任何溝通、協調與妥協的可能。所以重用社運人士,不只無法收編,還因為受制於社運的激進目標,還可能將大多數的中立者變成了反對者。

 

而從面對社運的窘狀所顯示出的是,民進黨對「中國」問題雖有定見,卻尚未能回答「台灣」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它在世界中的定位為何?它要往哪裏去?它又該做些什麼?這固然是因民進黨的成立是在特定時空之下,不同的山頭勢力為了反國民黨而結合。但當國民黨已經開始走下坡時,民進黨要繼續存在就得轉型,就必須回答上述問題。更重要的是,當中國用「九二共識」打壓台灣,造成民眾對「一個中國」反感之後,台灣已經成了不證自明的唯一選項;它,從是非題變成了申論題,有待於執政者規劃的願景,以及我們共同為台灣所做的努力。

 

不過,這次民進黨選舉雖因經濟因素與受社運牽制而敗選,但國民黨真的勝利了嗎?首先,地方選舉與中央選舉並不能相提並論;而且從選舉史看來,執政黨的首次地方選舉的敗選機率相當高。最重要的是,這次國民黨的勝選者都是「非典型國民黨」,都是與黨中央「正統藍」相對地方派系的「本土藍」,既無官場作風與身段,也沒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但地方派系與民進黨之間並無強烈價值觀差異,又為何必須在這次選舉中互相死命拼搏?

 

地方派系骨子裡已不是國民黨

 

因為作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在人生地不熟下要進入當地市場,就得有合作對象或代理人,而必須和後者共享利益。但對後起、本土的民進黨,因為可直接訴諸群眾,當然就不必有代理人。所以民進黨與地方派系間只存在競爭關係,除非雙方本有淵源(如高雄黑派余家班),或派系因利害而改投民進黨(如以陳明文為代表的嘉義林派),否則地方派系無疑是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最大絆腳石。

 

例如阿扁任內曾試圖整頓農漁會信用部,而小英則改農田水利會會長為官派。「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因此派系當然得和國民黨維持合作關係,畢竟與民進黨不同的招牌,以國民黨最大、最明顯,也最能區隔市場。而且在人情義理上,就算要改變長期培養的敵我關係,也得師出有名(例如怪罪國民黨偏袒敵對派系)。

 

最後,即使與民進黨有合作可能,派系也得衡量帶槍投靠後是否會被當成自己人?因此派系雖早已自力更生,但卻不得不繼續頂著國民黨的招牌。

 

可以說,國民黨就像連鎖加盟的超商體系,派系則像極有實力的在地加盟主。從「委託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cy theory)來看,代理人與委託人本來就會因為雙方的利益不一致、資訊不對稱,而極容易產生衝突。業績好的時侯,雙方還可以維持共生關係。但這幾年總公司經營極度不善,以致競爭對手對加盟商「侵門踏戶」。

 

這次選舉後,由於勝選的都是地方派系,而黨中央早有「無主席」之譏,因此地方派系與國民黨之間,恐怕會變成前者對後者的「借殼上市」:地方派系表面上雖仍頂著國民黨的招牌,但骨子裏卻早丟掉了國民黨的「中國」神主牌或包袱,而徹頭徹尾變成了各地方派系勢力的集合體。

 

地方派系的勝利非黑金復辟

 

那麼國民黨是否就變成了「黑金」?其實不然,因為在李登輝引地方勢力對抗外來政權的「正統藍」之後,「正統藍」就對地方派系深惡痛絕(以馬英九為最典型代表),故對之加上最簡化且方便攻擊的「黑金」標籤。但台灣作為在歷史上曾被不同外來政權統治過的移民社會,地方仕紳為確保各地安寧與太平,當然傾向與當權者合作;而外來政權因為得依賴地方仕紳的合作,自然也願意授權由當地仕紳來管理利益的分配與衝突的調解。這,就是派系的真正成因。

 

所以地方派系的勝利絕非黑金的復辟。而且這次地方派系的勝利某種程度上可能還實現了黑格爾所謂的「理性的弔詭」(cunning of reason):當年始於蔣經國的「吹台青」(任用台灣本土青年人材),在李登輝手上繼續實行卻始終未完成的「國民黨本土化」,終於在這次選舉得到徹底的實現;國民黨終於從一個外來政黨,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本土政黨。果真如此,那可是意義重大。因為那會為台灣確立同屬於本土的兩個政黨,它不只能促成本土政黨的良性競爭,更能免於外敵來犯時有「第五縱隊」裏應外合的隱憂。

 

而且在地緣政治上,地方派系的勝利還為兩岸關係留下了足以迴旋的空間。証諸歷史,中國週遭的國家中,朝鮮完全服膺於「事大主義」,而以中國馬首是瞻;但因缺乏自主性,故在清朝衰弱後,朝鮮被迫在日、俄(李朝高宗的俄館播遷事件)之中選擇。

 

日本則更弔詭,根據史學家岡田英弘的研究,日本與百濟聯軍在白江口之役敗於唐與新羅聯軍後,為了抵抗唐朝可能入侵,日本當時的諸部落國不得不轉型成為中央集權的大和朝廷,而成為日本的開始。但日本的衰敗卻也緣於中國,因為1894年的鴉片戰爭與1904年的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交戰),讓日本的軍國主義走上了不歸路,最終換來的是,兩顆原子彈所帶來的焦土,以及徹底服從美日安保體制而喪失自主性。

 

而中國週遭最聰明、最值得台灣借鏡的鄰國就是越南,它試圖確立自主性之餘,也試圖與中國維持非敵對關係,以保障自身安全、和平與獨立。例如越南後黎朝的黎利戰勝明朝後,仍向明朝稱臣進貢;而推翻後黎朝的西山朝君主阮惠,擊潰清軍後也照樣向清朝稱臣進貢。

 

避免了與中國立即衝突的可能

 

簡言之,中國週遭國家都面對如何與中國維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關係。因此,此次地方派系的勝選避免了與中國立即衝突的可能,而為台灣留下了一線生機。

 

所以這次地方派系的勝選不只造成本土政黨的良性競爭,更免於外敵侵犯時可能有「第五縱隊」的內應外合,還在地緣政治上為兩岸關係留下迴旋的空間。這豈非天祐台灣?又豈非天祐民主?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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