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12月14日寫了一篇質疑司法院長許宗力的評論文章，舉高院審判長邱同印判決的陳勝宏違反銀行法案為例，嚴詞責備法官「怠職」是司法公信力低落及案件纏訟延宕的淵藪之一。其實，深入檢討，追本究源，司法警察的「違法蒐證」才是始作俑者，檢察官與法官的「怠職」則是姑息養奸者。

司法警察的「違法蒐證」才是始作俑者

以下，筆者再舉最高法院甫於11月29日判決郭田發被訴貪污無罪定讞案為例，以「審判實錄」方式，具體呈現調查員「便宜行事」─不恪遵正當法律程序蒐證，以幾近「編故事」的詐欺方法取供，檢察官與法官又疏於嚴格審查，一味重視「供述證據」的自白，且迷信「案重初供」，而配合「押人取供」，一旦被告或證人否認或翻供，全案的論證基礎─自白供述證據，即因欠缺「非供述證據」的佐證補強而土崩瓦解，所造成的後果究竟有多嚴重。

郭田發是空警隊官商勾結弊案的10名被告之一。據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李嘉明於民國92年12月的起訴事實，該案導因於87年間空警隊發包海豚直升機發動機維修工程採購案，空警隊長楊德煇（於99年11月死亡）因收受廠商「源寬行」負責人趙勇忠的賄賂及宴飲招待，指示後勤修護員郭田發違背法令使趙勇忠取得工程。

本件20年前爆發的官商勾結弊案，偵查期間轟轟烈烈、社會矚目，被告押的押、關的關，台北地院一審判決時，10名被告中有6名依共同圖利罪分別判處6年到10年不等罪刑，另4名被告判無罪，可是，案經上訴高院之後，即陷入纏訟延宕困境，在高院更二審以前，有6名被告陸續因罪證不足判無罪定讞，1名被告判公訴不受理，高院更三審於106年10月判決時，僅存的3名被告也都改判無罪，檢察官不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陳宗鎮於11月29日維持無罪定讞。

台北市調處筆錄「編故事」

本案值得注意的是：最後無罪定讞的3名被告─郭田發、趙勇忠、張建鴻，都是因台北市調處調查員陳振輝的詢問筆錄出現幾近「編故事」的違法取供弊端，其調查筆錄無證據能力，才無罪定讞。

據卷證資料，被告張建鴻、郭田發及其辯護律師都爭執他們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的自白，是遭到調查員脅迫、詐欺取得。張建鴻一再辯稱，他是因遭羈押想要具保停押，才配合調查員作相關自白及指控；郭田發也抗辯，他是因為調查員陳振輝與他相約在飯店見面，提示張建鴻的警詢（調查）筆錄坦承行賄，他畏懼重刑因而配合作相同的自白陳述，他更爭執警詢（調查）筆錄與錄音不符，筆錄無證據能力。

張建鴻與郭田發的抗辯是否屬實？調查員是否詐欺取供？卷證會說話，只要勘驗警詢（調查）錄音光碟，再與警詢（調查）筆錄比對，再傳喚製作筆錄的調查員陳振輝到庭作證，並接受檢辯雙方交互詰問，即可一翻兩瞪眼、無所遁形。非常遺憾的是，承辦檢察官李嘉明只是橡皮圖章，從一審到更二審，也均未詳查勘驗，即採信警詢（調查）筆錄有證據能力，直到高院更三審才首度全面勘驗錄音光碟，並傳喚調查員陳振輝到庭作證。

直到高院更三審才首度勘驗錄音光碟

據高院更三審審判長謝靜慧、受命法官錢建榮勘驗張建鴻於91年10月15日的錄音光碟發現，當日張建鴻的警詢（調查）筆錄內容，包括張建鴻如何找趙勇忠投標本案招標案及開立支票4紙，提領現金湊足80萬元加洋酒一瓶送至共同被告楊德煇住處，以及為了追加預算帶趙勇忠找楊德煇商談，楊德煇要求100萬元，當晚又100萬元予楊德煇等情，均與錄音譯文不符。

調查員陳振輝作證時也坦承，應該是在製作張建鴻詢問筆錄前，與張建鴻泛談時，張建鴻有自白的表示，「我覺得可以便宜行事，所以直接寫進去了，我真正的意思說我在確認之後他有付錢，勘驗（錄音）筆錄就算沒有，但是我可以確認是張建鴻告訴我的，我就不會特地去問張建鴻。」、「可能在之前或在車上，但是，張建鴻確實有跟我說，我不可能杜撰。」

高院更三審判決是以「差異實在太大了」來形容勘驗錄音筆錄與警詢（調查）筆錄內容之間的差異，進而認定：「足認被告張建鴻任憑詢問之調查員「編故事」等情，非不可想像，…從而該紙警詢筆錄與錄音譯文不符部分，本院認為自無證據能力」。

至於郭田發的於91年11月27日之警詢（調查）自白筆錄部分，陳振輝作證時也坦承：「郭田發說的內容跟張建鴻說的差不多。因為我希望筆錄供詞一致，但是我不會在飯店提示（張建鴻）筆錄，…，這是在訊問郭田發時候說的，不會在其他場合。」

高院更三審因此認定：「證人陳振輝堅決否認提示（張建鴻）筆錄，但不否認應該有在正式訊問郭田發時，曾提示或告以張建鴻筆錄所言予被告郭田發。」，「因其內容關於飲宴等情節，與張建鴻所言如出一轍，…此時訊問者所提供之同案被告張建鴻筆錄，實際上並非張建鴻於訊問時所稱內容，自難謂司法警察並未提供被告虛偽、錯誤之資訊，被告又無法經由其他管道查證該訊息之可信度，因而作出自白之決定，此對於被告郭田發意思決定之任意性，顯然受到影響，堪認證人陳振輝有以詐欺方法取得郭田發自白之情，被告郭田發於91年11月27日之警詢自白筆錄應無證據能力」。

綜觀以上「審判實錄」可以發現：本案所以會糾纏延宕，最後落得虎頭蛇尾，無一被告論罪的窘境，既浪費司法資源，又損害司法公信力，其始作俑者就是台北市調查員陳振光輝的「便宜行事」，這種正式詢問前，先進行「泛談」，待談出調查員要問的答案之後，在正式詢問筆錄時，即放棄一問一答，逕自以「包裹自白敘述」的方式訊問，造成問題中有答案，而且問得很長，被告或證人的回答只是：「是！」或「不是！」，這種詢問筆錄方式，固然可以很簡明扼要的概括被告供述或證人的證述，但是，若居心不良，卻很可能潛藏著恐嚇、威脅、利誘、詐欺等不正方法取供，可說是行之有年的陳年「陋習」，近些年已不多見了。

「聊天」、「泛談」寫進筆錄

本案令人拍案驚奇的是，卷證所呈現調查員陳振輝的「便宜行事」方式，比這種傳統「陋習」更加離譜，因為，在正式製作筆錄時，他連問都沒問，就直接將與被告「聊天」、「泛談」的內容寫進筆錄了，既然沒有錄音錄影佐證擔保，誰知道這些調查員陳振輝所謂的「泛談內容」是不是被告張建鴻的真意？甚至是不是調查員「編故事」強栽在被告張建鴻身上？難怪高院更三審判決會認定「被告張建鴻任憑詢問之調查員「編故事」等情，非不可想像」了。

最後，筆者認為，最高法院支持高院更三審判決，雖然為了保障人權、抑制違法蒐證，而認定調查員陳振輝違法取得的供述證據無證據能力，值得肯定，但是，對於違法蒐證的司法人員，並無實質的究責職權，形同狗吠火車，事實上，本案的違法蒐證的弊情，還是會與無罪定讞卷宗一齊歸檔存查，船過水無痕，毫無抑制違法蒐證效果可言。

監察院最近努力為一些有罪定讞的案件平反洗冤，應予肯定，不過，侵害人權的司法弊端不止出現在有罪定讞案件，無罪定讞的案件也潛藏著不少「押人取供」、「違法蒐證」等形同「司法絞肉機」的侵害人權弊端，本案即是典型案例，監察委員袞袞諸公是否也該花點心思研究一下？不要讓糾彈職權睡著了！

※作者為前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