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有大報，有小報，「大報」新聞內容豐富、專欄見解精闢，社論雖有畫眉之說，畢竟仍需言之有物，言論公正，可以有黨派立場，但不能有黨派之私見，尤不可有「深慶得人」之類的吹捧文章。當年市場上以兩大報為主的年代，聯合報的論述因過度維護國民黨的施政方向與政策，以致遭知識階層詬病，除了中央日報，常被戲稱為「小喉舌」。

中時社論標舉自由主義

中國時報標榜自由主義，雖不敢大肆批評國民黨的體制與兩蔣的威權統治，但在選擇題材、用字遣詞上，多少敢於褒貶與建言，因此獲得知識份子的認同與讚揚。余紀忠先生是個走鋼索的高手，重要關頭之際，他都能把握平衡原則，不致從鋼索上摔下。他審度政治風向極具嗅覺，例如民進黨的崛起，在組黨次日，中時二版即作了簡明的報導。其他報紙因受到文工會的再三叮嚀，以致未刊一字。斯時蔣經國亦深知這股反國民黨的浪潮勢不可阻，因此中時的報導並未引來文字之禍。其後蔣經國遽逝，中常會中，他力挺副總統李登輝登大位，既合憲亦合理。為此雖開罪國民黨中的若干大老，但亦是時勢所趨，無人敢提異議。他辦報有時雖被譏為「不敢為天下先」，但那是他正在冷靜觀察，一旦時機成熟，便拋出震撼彈，掀起新浪潮。所以中時的社論往往有驚世之作，有別於聯合報的「體察上意」。

70年代開始，臺灣民主運動萌芽，小報亦因勢而起，高雄有臺灣時報，臺中有臺灣日報，臺北則有解嚴後崛起的自由時報，均以爭取言論自由、促進臺灣民主發展為辦報之宗旨。可惜創報者胸無大志，僅為辦報可提升其社會地位，廣交政治人物，擴張政商關係而已。因之報紙社論被認為是代表其個人的政治色彩及政策主張，甚至以此建立各種人際關係，擴充人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臺灣日報負責人傅朝樞。

報老闆視社論為私有地

傅的政商關係並不複雜，他是王昇的江西同鄉，對王極力討好，其次是拉攏蔣彥士，建立了內幃關係，因此經常以新聞力捧，至於對他不友善的人物，則用盡一切手段予以抹黑及貶抑。當年臺灣日報曾向銀行貸款，銀行需要足夠的保證或官方的關係，他向當時的財政廳長鍾時益要求助他一臂之力，向貸款銀行打聲招呼。鍾廳長未予理會。傅惱怒之下，接續以一篇篇社論指責其施政，甚至將鍾某在省議會打瞌睡的鏡頭放置一版，吹毛求疵，醜化其形象，私心如此，如何能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報？

傅朝樞後來遊走於國民黨及「黨外」之間，雖開風氣之先，但並非出於政治理念，而是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連國民黨中央在中壢事件之後，亦有讓步的趨向。臺灣日報一方面向「黨外」示好，報導黨外的新聞，幾為全國各媒體之冠，但另一方面，傅卻透過王昇、蔣彥士的關係，保證對國民黨的忠誠。這種兩面手法，員工們全蒙在鼓裡。我擔任總編輯時，對當時的民主運動以及推動浪潮的主要人物，都作了深入報導及分析，社論則由蔡姓總主筆主其事，他是國民黨員，所以社論的立場並未惹來國民黨的反感及干預。即便如此，最後還是因過度支持黨外運動，被迫將股權賣給總政戰部，而報社老闆、總編輯都得在赴美或坐牢之間二選一。

支持黨外，臺日開風氣之先

由於與王、蔣的關係，傅老闆不僅可選擇赴美辦報，甚至要求將所有財產變賣，結匯為美金，全數匯美，竟獲得批准。斯時外匯管制極嚴，如此特權，如非背後有大力支撐，何至於此？我當然只能遵命，捲了舖蓋，赴美流浪。我在臺日服務雖僅不到兩年時間，卻正逢臺灣政治大動盪的時刻，結交了不少黨外有志之士，也寫了不少支持黨外運動的文章，目睹這些朋友為了政治民主、人民自由，不惜冒著坐牢的風險，從事各種反國民黨集權、專制、反人權的活動或遊行示威，或創辦刊物，傳播理念。上世紀70年代，中共尚未崛起，臺灣的黨外運動幾乎全以國民黨為對象，當然也不可能有統獨之爭。如論反共，國民黨較之黨外還略勝一籌。及至1986年9月，黨外勢力組成民進黨，雖有主張獨立的呼聲（如後來的黨之決議文），但仍以反抗國民黨不民主自由為訴求主軸，臺灣日報當年支持黨外的言論，雖因軍方收購而消弭於無形，但其影響所及，島內各主要報紙在報導、評論反對勢力的活動時，亦作了有限度的調整，甚至籌劃出國辦報，避開國民黨的緊箍咒，與之前的僵化形成了對比。臺灣日報打開風氣，衝擊管制，對臺灣的言論自由，也算是一種無形的貢獻了。

1996年，我由中國時報退休，被自由時報延聘為副社長，當時創辦人林榮三面告我，希望我為自由時報整頓言論，擴大影響力。首先，我將二版上端一分為二、每日刊載兩篇的社論欄，改為一篇，字數亦由各七百字左右改為一千六、七百字。我認為，社論必須將道理講得清楚明白，而且必須重視文字的功力，否則兩篇短文只能算是小方塊短論，既無氣勢，亦未能暢所欲言，此時內部作者有總主筆劉永昌、主筆胡忠信，社外作者方面，我聘請多位專家學者執筆，稿費亦大幅度提升。另外則建立有深度的評論專欄，作者包括海內外的學者專家，其中最有名的是余英時教授。這些重量級的學者針砭時事，提供建言，皆為擲地有聲之作。

自由社論需經公審過關

由於林老闆不惜重金聘用人才，也不惜重金擴充發行量，一年下來，自由時報不僅發行量衝到全國第一，其新聞（陳進榮任總編輯）及評論（由我主持）均獲得同業的讚賞。可惜2000年大選，國民黨失去政權，由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政治天平既已傾斜，老闆亦向阿扁靠攏，自由時報逐漸化身為民進黨的喉舌，反中情緒高漲，原有的執筆學者紛紛求去。老闆為了堅持其辦報方向，不惜將外部主筆一律砍光，全由內部主筆擔綱，每周六篇社論僅有四人執筆，我則負改稿之責，僅馬英九當選總統之祝賀社論由我執筆。每晚十點左右，大家聚集老闆辦公室（包括社長林鴻邦、董事長吳阿明、執筆者、林榮三特別助理、我本人），六人共同審閱，大家手持拷貝稿，靜聽執筆者唸稿，如有意見，則靜候老闆指示、改正。老闆有時亦裁示明天應該寫什麼，內容則由主筆商量決定。

此一特殊制度有一優點，即主筆在「公審」過關後，等於卸下了責任，回家可以安心睡覺，如有疑難雜症，大家承擔，不像其他各報，命題、內容、改錯、文字風格都交由總主筆負責，明日見報後，各方反映及批評，均由總主筆承擔，壓力之大，睡不安枕亦為常態。

主題重覆，可列新聞系教材

究其缺點，則由於老闆出題，往往一再重複，我們提出同一題材不宜一再闡論，老闆則不以為然，甚至說，不是每位讀者都讀過此篇社論，以不同角度申論，必會贏得廣大讀者的迴響。此一觀點也製造了不少笑談。

舉例而言，臺灣政府於2009年馬英九執政時，提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ECFA），並於次年在中國重慶簽署，我方代表為江丙坤，中方代表為陳雲林。此項協議，自由時報堅決反對，認為臺灣經濟將被掏空。因為此協議有後續發展，「自由」不惜以連續的社論批評，主要的執筆者為何新興主筆，他在一年多內竟撰寫了近五十篇社論，反覆申論ECFA的不當及對臺灣的影響。這是一項了不起的艱鉅任務，我曾戲言：「你可以到政大新聞系開一門課，名曰『一個社論題目的五十種寫法』。」大家哈哈大笑，但這項偉大的工程絕對可以列入金氏紀錄。

其次是幾位同仁為討好老闆對其社論主張的志得意滿，竟建議闢一小欄，每日一篇，針對其他各報的言論予以口誅筆伐，俾贏取綠派讀者的讚同與喝采。老闆竟認為可行，並下令美編製作刊頭，組成寫作團隊，兩三日後刊出，必將轟動武林。我在此案討論時未發一言，靜觀其變，及至勢在必行，我終於提出反對意見：「此文一旦刊出，且每日一篇，必將引起各報眾怒，起而反制。如果各報每天也從自由時報的新聞、言論中挑剔錯誤、駁斥論述，我們將如何招架？何況孰能無錯，一旦被人抓到小辮子，我們的短處將暴露於讀者面前。」老闆聽後尚在沈吟之際，董事長吳阿明先生大聲說：「我們站在真理這一邊，就是希望有辯論，讓真理愈辯愈明，何所畏懼？」此時大家都沈默不語。我再說：「聖經中引耶穌的話說，我就是真理、道路與生命，結果引發了百年的宗教戰爭。世上誰都認為自己的主張就是真理，真理用一篇小方塊怎麼說得清楚？到後來一定是謾罵、抹黑或醜化對方，永無止境。」老闆聽後，終於裁示，稍後再議，此後便不了了之。一場媒體風暴幸能止歇，否則真不知會演變出媒體界的什麼好戲。

林博文之社論享譽華文報界

今年年初，美國友人傳來消息，說好友林博文兄因胰臟癌去世，聞之大吃一驚。他讀書用功之深，寫作之勤，令人敬服。我們四度共事，最先是1980年在舊金山的遠東時報，由邱立本兄引荐。遠時在美初創，用人不多，編輯部僅七、八人而已，博文兄此時已獲美國西東大學歷史碩士學位，並在美東的華文報任編譯。他對新聞與史學均有很高的興趣，對美國的政經現況、文化背景更是如數家珍。他說：「我的老師就是紐約時報，不僅每日潛心於紐約時報的新聞之中，紐時的專欄、論述，也是我熟讀與思考的重要參考。」因此他對華文報業的期待甚深，尤其在海外自由的土地上辦報，對紐約時報的精神非常嚮往。我們在一起聊天時，他對紐時的歷史、人文素質，以及許多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故事津津樂道。我們明知這只是一個夢想，一家在海外初創的小報，何能與植報百年的紐時相提並論？但當時大家意氣風發，又剛剛從言論自由的牢籠中破繭而出，大家都想有一番驚人的作為。

當時在遠東時報撰寫社論的主力僅博文兄、立本兄與我三人，偶爾阮大仁先生（時在史坦福大學任教）客串一下。我們的立論不偏袒黨派，力求公允，博文兄的文章引述中西歷史，可讀性最高，當地僑界的知識程度較高者，對我們的社論及專欄讚許有加，惟僑界（尤其灣區的老僑）因與國民黨有歷史因緣，對我們的論述大表不滿，尤其旅美學者陳文成博士命案發生後，美國東西兩岸兩家華文報紙（東岸為世界日報）立場不一，我們盡力挖掘內幕，從種種科學數據探討陳的死因，並請教美國刑案專家作深入分析。這些報導與論述往往被島內報紙所引用，使陳文成案在島內掀起的波濤愈演愈烈。而世界日報則對該案輕描淡寫，欲語還休。讀者心中一把尺，自有評斷。此時，我們的社論用字遣詞不免辛辣而不留情，國民黨竟在僑界發起「不刊廣告」為手段懲治遠時，以致我們在灣區賴以為生的廣告客戶均聽命而拒刊，造成遠時的財務危機。此後遠時乃一蹶不振，便種因於此。我眼見大勢如此，乃應聘遠赴紐約助辦「中報」。

社論對壘，與世界日報打筆仗

「中報」是臺灣日報的化身，但因資產全部結匯來美，在臺灣毫無牽掛，理論上，可以走新聞公正、論述超然的路線。我之願投身中報，其故在此。創辦之初，我們的言論十分犀利，世界日報將我們列為敵對目標，不久後，該報社長馬克任先生親撰了一篇社論「辦報應該看風頭」。內容對國民黨在臺的專制多方維護，讀者一看便知矛頭指向中報，認為中報看不清世界潮流，看不清未來世局的變化，看不清風頭趨向，何能在美立足？我們同仁讀後，覺得既好笑（立論未免幼稚）又生氣（身處美國，卻不知言論自由為何物），於是我立即召開主筆會議，決定予以反擊，文中引用紐約時報的辦報標準，對世界日報的社論從各個角度予以駁斥。次日刊出，題為「辦報為什麼要看風頭？」在僑界引起各種迴響。紐約畢竟與舊金山有很大差異，舊金山僑胞多為老僑，世代居此，知識程度不高，當地原有一份「少年中國晨報」，據說孫中山先生早年曾在該報寫稿，他寫作的桌椅仍陳列在原地。這份因緣造成灣區老僑對國民黨具有特殊的先天感情，而紐約乃通商大埠，僑胞中，高級知識份子甚多，尤其以紐約為中心的幾所長春藤大學，如哥大、耶魯、普林斯頓以及紐約大學等，均有為數甚多的華裔教授，他們的思想開明進步，在感情上仍愛讀華文報紙，對世界日報早有不滿，如今中報異軍突起，言論開放，對臺灣、大陸均有批評與建言，立場中立，言論不偏，文字水準亦高雅有致，不免讚賞有加，甚至聯合國秘書處某些左派的華裔工作人員亦願公開與我們交友。一篇社論，竟引起這麼大的迴響，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社論固有眉毛之譏，但畢竟不只是幫眼睛擋住汗水，也不只是美化顏面。兩條眉毛可以看出人的性格、窮通與運勢，可以說：「無用之用，大矣哉！」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