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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習近平對五四的閹割

鄧聿文 2019年05月04日 07:00:00
在習近平的五四講話裡,新文化運動不見了,仿佛學生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一般。(美聯社)

在習近平的五四講話裡,新文化運動不見了,仿佛學生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一般。(美聯社)

當習近平在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把中共為五四打造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標籤解釋成,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共才能帶領中國強大,號召青年聽黨話跟黨走時,五四的反專制、要民主的內核也就被中共和習自己閹割掉了。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對於五四,官方和民間有著不同的評價。前者的主基調是,這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幾十年來都維持這一評價。民間,特別是知識界,在上世紀80年代告別革命以及90年代出現傳統文化熱後,對五四從之前的一味褒揚走向了褒貶雜陳,認為五四是中國激進主義的濫觴,開啟了激進革命的道路,這直接導致 40年後的文化革命。五四的「砸爛孔家店」口號和「火燒趙家樓」等行為不僅不值得鼓勵,反要受嚴厲批判。

 

以當下的眼光看,中國大半個世紀的革命運動確實和五四有著共同的精神譜系,但如整體否定五四則顯得矯枉過正,對五四還是應以正面肯定為主。

 

不過,我們今天談五四,要區分兩個五四,即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和作為青年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北洋政府的五四。這其實就是廣義的五四和狹義的五四之分。

 

前者指的是以《新青年》團體為主發起主導的一場新文化運動;後者僅指1919年五月四日這一天發生的青年愛國學生運動。當然這兩者有直接的師承關係,沒有新文化運動長達5年的啟蒙,便不大可能有五月四日的這起學生運動。

 

從這個意義說,五四有兩個主題,即啟蒙和救亡。啟蒙也就是《新青年》宣導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救亡也就是通過喚醒國人的危機意識及其行動,使中國免於亡國滅種之地步。

 

為中國尋得民主自由和富強

 

然而,從新文化運動看,實際也存在兩個五四。《新青年》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號,對於「賽先生」,當時運動參與者的理解和認知差異不會太大,但對於「德先生」,恐怕在不同人的心裡,有不同主張。五四時期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真正做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為那時沒有一種力量要一統輿論和思想,即使有這樣的想法,也無法做到。《新青年》團體只是當時眾多思想流派的一家,儘管論輿論影響力和思想穿透力,它是最大的。

 

在《新青年》裡頭,有兩大旗手,即陳獨秀和胡適之。陳獨秀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鼓吹左翼社會主義,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被主張自由主義的胡適所平衡,這兩種思想指向迥異的學說奇特地共存於《新青年》團體內部。你吃不掉我,我吃不掉你,並且在反對復古主義、反傳統的戰鬥中,還能並肩作戰。

 

這兩種思潮的影響在後來的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分別得到傳承。比如張國濤,接受陳獨秀的衣缽,成為共產主義的信徒和中共創黨者。比如傅斯年,選擇站在胡適之一邊,成為自由主義的「頂樑柱」,一生反共。但在當時,無論陳胡還是張傅,也不論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理想,為中國尋得民主、自由和富強,所以他們才會在歷史的某個時期,走到一起,成為戰友。

 

可是兩個五四,在習近平的百年紀念講話中,被閹割掉,只剩下後一個反帝愛國的五四,即使後者,習也去掉反專制要民主的內容,最後只留下愛國,並把愛國變成愛黨聽黨話跟黨走。在目前定於一尊強調看齊的情況下,實際上愛黨聽黨話跟黨走的含義,是愛習近平聽習近平話跟習近平走。在習近平闡述的五四邏輯中,絲毫不難得出以下結論:五四=愛國=愛黨=愛習=跟習走。

 

其實,中共以往歷次對五四的紀念,比如60、70、80、90周年的紀念,多多少少都會談到為五四奠定思想基礎的新文化運動,沒有把這兩者明顯割裂開。雖然這些紀念講話的主旨都是要把五四的功勞歸於中共,是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而非別的什麼政黨和主義救了中國,因此青年要緊跟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但至少沒有毫不遮掩直接喊出愛國就是愛黨,要聽黨話跟黨走。

 

留下一個空洞的「愛黨」

 

而在習的五四講話裡,新文化運動不見了,仿佛學生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一般。習的目的當然是要回避廣義五四的民主訴求,並直接把愛國所內在包含的「反封建專制」(這裡沒有「封建」什麼事,但這是另一問題,在此不論)內容切割掉,留下一個空洞的「愛黨」。

 

五四學生運動的愛國和民主或者反專制是不可分開的,不能把它們看成兩樣東西,不僅兩者有著內在的關聯,而且在五四那一代學生看來,它們其實就是一體。換言之,愛國不僅僅是要反對北洋政府的賣國行為,愛國的目的是救國,使得中國不再受列強欺負,做到這一點,政府就要開民智,行民主,掌科學,這三者內在統一於五四這場愛國學生運動的目標。這也是剛成立10年不到的中華民國沒有採納虛君共和或君主立憲,而直接是人民共和的政體結構的原因。但現在,習近平為了他個人統治,為了共產黨的「薪火相傳」,將這些統統抽離,只剩下一個乾癟癟的愛國愛黨。

 

100年後的今天,我們紀念五四,「國」當然還要繼續「愛」,但更要高舉的是五四精神的「民主和科學」旗幟,是五四先賢們努力奮鬥卻未實現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把這兩位「先生」重新請回中國。尤其是民主和自由,沒有它們,官方現在努力要防止的五四的激進一面,很可能會被大眾再次不自覺地繼承和發揚,出現在中國大地。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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