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專欄:今天徹底印證30年前香港對六四的恐懼

鄭立 2019年06月02日 07:00:00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讓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到達了頂點。(美聯社)

香港是一個大部份由難民形成的城市,而這些難民當初來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生存,其次是為了自由。他們來香港,是因為相信英國政府統治下,個人的生存與自由,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香港人對於殖民地政府的看法,從不是「賢明的統治者」,即使在九七之前,香港人也並不特別歌頌香港政府,甚至稱之為跛腳鴨政府。政府從來都不是以有能,有效率而見稱,而是幾乎每天都被罵。但香港人卻相信政府「有信用的保障者」這個角色。

 

和今天中國人相信中國政府,或者臺灣上一輩相信政府能搞好經濟不一樣,香港人從來都不覺得香港政府「很會搞經濟」,香港人覺得經濟是市民自己的成就,並非政府的功勞。但他們相信香港政府能保障市民的自由與生存,會做得比同時代鄰近其他政府好。那並不是因為有能,而是因為英國悠久的法治傳統與三權分立體制。

 

而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憂慮,並不在於質疑中國政府的能力,而是質疑中國政府的信用。中國政府可能很有能力能把經濟做好,富國強兵,可是不等於會對香港人信守承諾,更不等於會保障香港人既有的權利。九七前香港人之所以移民,就是害怕在中國吞拼之後,自己九七前擁有的權利與自由,會被一點一滴的削走,而必須長期活在恐懼與自我審查當中。

 

去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這個恐懼到達了頂點。

 

六四的發生,令香港人很快推論出「中國政府不會保障香港人已有的權利和自由」這事實,而英國政府將會離去,九七年之後,將沒有一個力量願意保障香港人的自由與權利。這才催生了香港新世代的民主運動。

 

所以,香港的政客們根本沒有治國藍圖也不想執政,香港人其實是想透過「香港已有制度加上民主選舉」,創造出一個「防止中國政府威脅自己既有權利與自由」的力量出來。而使香港人在九七前有的權利與自由,能夠盡量維持下去,而這也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香港人真正想要與需要的,是「香港人的保護者」,保護香港已有的文化,產業與語言,保護香港人已有的生活方式與自由,甚至能為了香港這一個共同體,延續到永遠,去思想和計劃的存在。 香港的民主運動,只是因為相信民主制度「應該能」產生這樣的保護者,香港人對於追求民主,並沒有那麼多的熱情。 假設有一天香港民主了,而選出來的人,並非這樣的保護者,恐怕香港人對於民主的信念會很快崩壞。

 

但自從九七之後,香港就再也沒有保護者。

 

中國政府已被證明,他們無心保護香港的自由,文化,產業與制度,他們關注的只有怎樣牢牢控制香港,並盡量從中取利;而香港政府,關注的也只是執行中國政府給的任務;香港的政客,熱衷的也只是在制度裡玩贏取公職名利的遊戲;至於民主化,則完全沒有跡像。

 

部份專制國家,尚且有個保護國家的領導者,例如南斯拉夫的鐵托,西班牙的佛朗哥,新加坡的李光耀,他們雖然不民主但至少有心保護自己國家的。而香港的問題,不僅在於專制,更在於這個專制保護的對象並不是香港。

 

所以,香港比起那些專制國家的情況要更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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