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十年的念叨

死者終於全部南下這個城市。

經過三十年的改造

事發地點也終於南下變成這個城市。」

這是我今年所寫紀念六四民主運動三十週年的詩的開頭。過去三十年，我幾乎每年都為六四寫詩以作祭奠、也藉此書寫對中國與香港近況的反思。這次，是我最直接地表達這樣一個觀念：至少對於香港人來說，六四已經不只是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事件了，它這三十年無時無刻不在向香港揮灑它的光芒與陰影，終於成為了香港精神的一部分——不只是集體回憶、也不只是道義責任，而是運動的延續甚至運動的再起波瀾，然後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再也不能迴避。

換句話說，六四並沒有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結束。它成為每一個不願意遺忘的人所選擇延續下去的運動。那麼當六四成為香港的六四之後，香港將何如？

而這三十年，香港人經歷了什麼？太多太沉痛而不能枚舉，而最鮮明的身份改變是：香港人，從接受難民、庇護難民的人，終於開始變成難民本身。早在五十年代初，有國共戰爭後避秦南來的，六十年代初，有從大饑荒逃生而來的，還有八十年代從越南偷渡而來的，這些都算是半政治半經濟難民。直到六四過後，被「黃雀行動」營救來港，以香港為中轉地再往歐美的，那是貨真價實的政治難民了。

如果說六十年代「大逃港」，香港人對大陸難民的奮勇救助，尚且帶有親緣關係的緣故，到了「黃雀行動」（以及其他聲援、捐款），只能譽之為「義舉」。「義」這個概念，一直由華南文化保存和演繹。南宋、南明時對亡國先君的接納，算是忠義；六四後對逃亡學運民運人士的救助，純屬感其哀、同其憤的錚錚義氣。所謂「感君意氣無所惜」，九七前夕的香港人，從六四倖存者身上看到的，也許是自己將要面對的相似命運，但他們沒有因此趨利避害，反而「不顧北京反對」站在雞蛋的一邊。

義與不義，時窮節乃現，九七前的香港人尚未「時窮」已經作出過正確的選擇。今時今日，在爭取政治自由幾近窮途末路的香港人，依然堅持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聚會，在2009年六四二十週年之後，每年參與人數基本保持在十多萬，而且據我觀察，年輕人和來自中國大陸的參與者都有增多。持續三十年的紀念之後，維多利亞公園足以取代天安門廣場，成為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平行宇宙，香港也成為六四前北京的一個平行宇宙，實驗著假如民主追求沒有被粗暴截斷將會引領香港這個「有自由無民主」的殖民城市走向何方。

這三十年也是香港認清自己的被動處境的三十年。其實因為香港在八九民運當中特殊的貢獻，它已經在「北大人」眼中確定了一個潛藏禍根的形象，日後每一次香港的抗爭都會被「中央」解讀為「顛覆基地」定性的相關衍生，用後者話語來說，就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種完全忽視甚至抹煞香港人主體覺悟，把「義」扭曲為「利」的定性，只會讓尚有血性的香港人更加激憤。而繼雨傘運動的零成效，現在又有「送中條例」欲把所有香港人像大陸人民一樣置於「待罪之身」的境地。香港人再一次意識到自己無論是否移居海外，都已經是身在家鄉的流亡者，「香港人」這個身份，成為原罪。

然而堅持公民的權利公民的尊嚴，何罪之有？就像拒絕忘記一場屠殺，拒絕粉飾亂世之太平，亦何罪之有？過去，正是在為他人爭取尊嚴的時候、為不會回報的死者爭取尊嚴的時候，香港人獲得尊重——就像我曾經說過：「自由，是指你擁有捍衛他人自由的自由。」香港曾經為六四、為中國民主付出三十年，希望日後亦有自由人挺身捍衛香港人的自由。

在香港的黃金時代，著名填詞人黃霑寫過一首歌《輪流轉》，最後一句是「當一切循環，當一切輪流，此中有沒有改變？」六四三十年，且容香港人再度沉痛一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