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風情萬種是她完成父願守護家人的武器(一)

口述:高英傑/整理:林瑞珠 2019年09月22日 07:00:00

1954年4月17日父親高一生受難槍決,當時身為大姊的高菊花為了養家,已經四處走唱,當時她年僅二十歲。(高英傑提供)

高菊花,嘉義阿里山鄒族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長女,生於1932年4月8日,日本名「矢多喜久子」,喜久是日文菊(kiku同音)的意思,戰後即改名高菊花。她精通英、日語,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曾在民雄國校任教(1950年9月11日至1951年3月22日),之後在阿里山香林國校教了一年多。1952年高一生被捕時,她剛辭去教職,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因父親身陷囹圄,當時年僅20歲的她,求學夢碎,受父親所託撐起養家重任,其後父親高一生被以叛亂罪被處死刑,自此,高菊花命運多舛,以藝名「派娜娜」走唱各地,歌迷多政商權貴,卻不減國民黨政府對她的迫害。晚年回達邦定居,於2016年2月20日凌晨病逝,享壽85歲。

 

父親生前三度託付

 

父親高一生因白色恐怖受難,對我們家造成極大衝擊,彷彿一朝天崩地裂,影響至鉅的是母親高春芳和大姊高菊花。母親的苦,我們做兒女的多少看在眼裡,但是大姊菊花的苦,一直到她晚年,有學者來做口述歷史時,才從她的敘述中得悉那些年她所受到的黨國迫害,令我十分震驚且痛心,這才理解為何原本開朗豪爽的姊姊,為何在父難之後變得暴躁易怒,而且染上抽菸與酗酒的習慣。

 

父親於1952年9月10日被國民黨政府誘捕之前,大姊菊花已經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甫辭去教職,懷抱著未來成為外交官的夢想,努力自修英文準備出國,但因父親出事,人生夢碎,從此女代父職,養育弟妹。

 

大姊是家中老大,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長,彼此很親近,她曾經說,父親對於自己最後的下場實有預感,也有準備。有一回,她陪父親到山上巡視水管,在路上父親就告訴她:「如果我有萬一的事情發生,妳要照顧弟妹。」那是1951年的事,大姊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當老師,他倆走過大哥英生的墓前,父親就指著墓旁的空地說:「我死後要葬在這個地方,要為我演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給我一些Beer(啤酒),這樣就好了。」

 

父親被捕當晚,拘留在嘉義警察局,距離大姊菊花住的民生商店只有300公尺,卻不允許見上最後一面,只好在警局寫了一封長信給大姊,隔天被解送到台北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之後,警察局才打電話要大姊去拿信,很厚的一封信,信中交代她要回達邦照顧家裡,並說明他的衣服放在哪裡,錢放在哪裡,如果有什麼事可以找林金生、山榮行、林蕃婆、羅水生、鄭阿財...這些人。當時年僅二十歲的大姊,突然被迫承擔起照顧家人的重責大任。這是第二度的託付。

 

1951年3月12日高菊花(前排左二)代表吳鳳鄉全體鄉民向蔣總統夫婦呈獻民族救星婦女先導錦旗各一面。蔣經國(前排右三)照片正中央為高一生先生,照片後鍾逸人先生(排右三)提供。

 

1954年4月17日父親受難槍決,當時大姊為了養家,已經四處走唱,隔年的某一天,她來到台北在美軍俱樂部駐唱,住在衡陽路上,有一天走在街上突然聽到後面有人叫她的日文小名「喜久 ちゃん(kiku chan),正當她想回頭時 ,那人說:「請不要回頭,妳爸爸有話交代我對妳說,請帶我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大姊馬上帶他回到附近的住處,一回頭,眼前這個年輕男子衣衫襤褸,面容憔悴,露出驚懼的眼神,他表明是父親獄中的難友,受父親的請託,若有幸出獄定要找到大姊告之三件事:「第一,請媽媽不要再嫁,第二,請菊花照顧媽媽,第三,爸爸不是共產黨。」

 

這男子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只說是台南人,在就讀台北師範學校的時候被抓。那個年代,能幸運活著走出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的,仍然持續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控迫害,所受到的打壓不比獄中少,但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這個人還是找到大姊,代父傳話,真的很不容易。

 

此人對父親重信守諾,大姊也一樣,更何況這是父親繼被捕之前,被捕之時的第三度臨終託付,念茲在茲要把家庭責任交付給他最信任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大姊來承擔,當時,其下10名弟妹除大哥英生已經病故,二姊、三姊在父親受難之後出嫁,從我以下共七名弟妹嗷嗷待哺,最小的年僅一歲,仍在襁褓之中,她為了完成對父親的承諾,在往後十幾年的走唱生涯當中,受盡黨國欺凌迫害,甚至脅迫她「為國捐軀」接待外賓,直到弟妹長大。在這過程中,大姊不曾對家人說過她的遭遇及苦處,強忍著羞辱與怒氣,走在外來政權所鋪設的險惡道上。在我後來得知大姊的遭遇時,也感到萬般心疼,更何況我曾經受她照顧庇蔭才得以長大完成學業。

 

和父親最親密的大姊

 

我的父母生了11個子女,大多年紀相差兩歲,我排行第五,和大姊菊花差八歲,大姊和么妹美英則相差19歲,所以父親跟大姊相處的時間多過弟妹許多。

 

父親是個很重視教育的人,曾是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這也可能是他的名字「一生」的由來。他認為原住民一定要受教育,才有智識在不斷更替的外族殖民統治之下,找出族群的主體性,因此,他對身為長女的大姊菊花從小就特別栽培,到了學齡,便請同母異父的妹妹,亦即我的姑姑杜音吟,帶著大姊到台南就讀南門國校,同行的尚有同母異父就讀台南一中的弟弟杜孝生,還有我的舅舅湯川八郎,以及堂叔高正儀 ,父親安排姑姑照顧這四個孩子在台南讀書的飲食起居,一直到二戰期間美軍大轟炸,才把姊姊接回阿里山的小學來就讀。

 

大姊是爸媽第一個小孩,父親來得及栽培她,常常告訴大姊很多世界上發生的事,連達賴喇嘛五歲就做了國王也曾說過。也常聊鄒族的歷史以及自治的問題,父親曾說:「我們是被人壓迫的民族,起初是荷蘭人來了,接著是清朝來了,然後是日本人,我們像姘婦一樣,常常換主人,原住民從來沒有長出自己的力量,不斷的變換國家,所以我們要自治。」

 

父親還說:「我們想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教育。」因此,父親才會送大姊去讀臺中師範學校。他不希望和漢民族同化,希望族人保有自己的文化。

 

父親也跟大姊說過他對馬克思思想的看法,他說那只是一種理想,理論很好,做起來不一定行得通,他比較喜歡希臘斯巴達城邦的政治型態,覺得那是最好的理想國。

 

因為父親曾經說過這些話,所以我們姊弟深信父親的遺言,他不是共產黨。

 

1946年高一生全家照。前左一高英傑和高一生,後面是高菊花。(高英傑提供)

 

父親常帶我和大姊見世面

 

父親對孩子能力的陪養是從小就開始的,常帶孩子出去見世面,尤其我和大姊最常跟前跟後。大姊因為是老大的關係,所以機會最多,她多次說過跟父親很親密,還說父女連心,在她眼裡父親永遠是最好的人,確實也是如此。

 

我跟爸爸也很親,我想是因為大哥英生在1945年因腎臟病過世,我就成為家中最大的男孩,比較有機會跟著父親參與外面的活動。父親在獄中給母親的書信裡對我的評價也很好,說我比較穩重,讓他最安心之類的,不過我沒感覺父親平常對我比較特別,只因我和大姊年紀比較大的關係。

 

大姊常陪同父親出席重要活動,加上大姊可以說華語,常擔任他的隨行助理與翻譯,例如1949年11月4日蔣介石來阿里山,5日召見時任鄉長的父親,就由大姊菊花陪同並擔任中文翻譯。

 

1951年3月12日是更重要的行程,父親和湯守仁因二二八事件期間的鄒族高山部隊案,二次向國府自新後,接受蔣介石的召見頒予訓詞,也是大姊隨行。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父親帶我和大姊一起到北方的蘇澳、南澳、烏來、礁溪等地出差開會,和各地鄉長一起討論事情,我記得那一趟爸爸還要買一個在蘇澳港擱淺的一艘船隻裡的發電機,想帶回達邦到山裡發電,讓達邦村莊有電可以用。

 

到了礁溪以後,父親就把我跟大姊放在溫泉旅社,和朋友喝酒去了,我和姐姐就去泡溫泉。溫泉池在室內,是個石砌的溫泉池,很大,我嚇了一大跳,下去的時候很害怕。

 

我的父親和朋友去嘉義應酬有時也會帶姊姊同去,所以她第一次喝酒就是和爸爸在酒家裡一起喝的,還惹的母親很生氣。因為兩人時常同進同出,有一次還被一個大官誤以為姊姊是爸爸的姨太太呢。大姊說,如果有女人想追我爸爸,她還會瞪那個女人。但我有印象大姊曾經因為喝酒被爸爸罵。(待續)

 

※高英傑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之子,高菊花弟弟。

 

 

參考資料:

1.《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

2.《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3.《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高英傑 著,臺北:玉山社,2018)

4.公視節目「台灣百年人物誌  高山船長高一生」

5.【原住民新聞雜誌 第442集】白色追憶錄_戰後殞落的原住民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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