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日是「柏林圍牆（the Berlin Wall）」倒塌30周年紀念日，牆倒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急遽地改變了當時的世界秩序。對德國來說，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1990年的兩德統一。

生活在共產與民主2個世界的人民該如何磨合與融合是一大挑戰，兩種體制的差異躲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在兩性之間也造就不同的性別角色。

西德物質進步   女性卻更不自由

《金融時報》（FT）資深記者施德曼（Frederick Studemann）採訪來自共產東德的凱琳格（Katrin Klinger），她在牆倒之後搬往西德居住，她回憶當時有2件事立刻讓她感受到兩德婦女之間的差異。

她說，「（西德）雖然物質方面進步，但缺乏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婦女之中也缺少團結。」

她和家人努力適應在法蘭克福的新生活，但對於校園中尖酸刻薄的比較感到驚訝，她觀察到普遍的西德婦女，相比過去她在東德成長經驗中遇到的女性，相對竟然更感覺被束縛。

好不容易擺脫共產東德的政治壓迫統治，凱琳格期待一個自由的世界，想像那裡會享有更便利的物質生活，但後來卻發現爭競存在於各種細瑣的事之中，人與人之間有許多關於物質的無意義比較。
 

兩德統一   卻加劇東西德分歧

駐德採訪多年的施德曼認為，自1989年後，德國媒體對於柏林圍牆倒塌所帶來的結果有廣泛反思和多種角度的分析，他自己也歸結出一個關於兩德統一出乎意料的論點：東德婦女的勝利。

他表示，1989年之後，許多論點都是關於東德該如何「趕上」西德、或是從相反角度論述，東德「落後」西德的程度，這種比較是加深東、西之間的分歧，擴大彼此的仇恨差異、轉而形成極端意識型態，這一點從10月底德國東部圖林根邦（Thuringia）的選舉即可窺知一二。

極右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當地支持度飆升，升為第二大黨，加上目前於圖林根邦執政的第一大黨極左派「左派黨」(Die Linke)，讓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CDU）跌至第3大黨。

社會主義人人肩負勞務責任  

施德曼整理凱琳格的經驗和觀察指出，東德女性比起西德女性更具企圖心，也更願意冒險。他引述2位西德學者班蒂絲（Tanja Brandes）和德克爾（Markus Decker）的分析，發現從2017年的大選結果來看，聯邦議會（Bundestag）的7個政黨中，有4個政黨是由東德女性領導，其中包括德國首位女性總理梅克爾。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兩德女性繼承自母親和祖母的性別角色認知有所不同。共產制度下人人肩負生產責任，在統一之前，高達逾90%的東德女性都進入職場，相比之下，接近80年代末期，西德職業婦女的比例僅有約50%。

正因社會主義之下的女性高度參與勞動生產，政府托育政策更為全面，關於離婚和生育的法規也較為自由，整體來看，是提升了婦女的自信心和自主性。

但當然不能因此「懷念」東德的生活，人民的政治和個人自由遭到剝奪仍是殘酷事實，也不該斷定東德已實現兩性平等。東德婦女高度投身職場，是因為經濟需求，東德憲法雖然賦予兩性平等的權利，但是大部份工作領域中的高階職位，仍由男性把持。

此外，東德婦女在下班回家的途中，下班之後經常談論著，家中等著她們的「第二班制」（second shift）、也就是還有一堆家務事等著她們，有肩負家中經濟與家務的雙重壓力。

西德的性別刻板  「男主外，女主人」

西德的情況則是完全相反。除了僅有半數的婦女就業，也缺乏相關兒童照護法規。另外，對於離婚和生育也有較嚴格限制。而職業婦女也常被貼上標籤，被視為為工作而疏忽小孩的母親。

兩德統一之後，西德當然有改變。女性勞動力增加，國家的育兒政策也擴大，是在前東德地區，情況仍然「超前」，男性請育兒假的比例較高。

看看今日的德國，資本主義背後的金錢觀讓社會兩極化程度加劇，這是東德時期不會出現的情況，而就「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角度來看，社會主義的東德確實是走在時代尖端。

凱琳格說，「現在西邊也進步很多、正迎頭趕上！」那些談論東德落後、應該追上進步腳步的論點，這一回，該相反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