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英中兩國均準備好要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唯獨香港人一直被蒙蔽，陷入近乎自我欺騙的盲目樂觀之中。英國國會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通過《英國國籍法》，褫奪在港英籍華人於英國定居之權利。這條法律明顯對香港人存在種族歧視。條例規定在港英籍人士之父母或祖父母其中一方在英國出生，則可以申請為英國公民，保有居英權。直布羅陀（Gibraltar）與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之英籍居民於隨後的修訂中，亦保住了其居英權。唯獨香港的英籍華人始終為其宗主國所忽視。

中國方面更是一直密謀竊取香港。當中國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將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的臺灣逐出聯合國後，第一時間就動議將香港和澳門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以斷絕這兩個殖民地自決獨立之可能。在麥理浩於一九七九年訪問中國時，鄧小平亦就中國竊取香港之計劃作出暗示。中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於一九八一年九月發表《統一臺灣九點計劃》，指出中國侵吞臺灣後，會「恩准」這島國以特別行政區身分享有自治權。葉亦指香港與澳門可從中擔當橋樑角色，暗示中國會先於港澳成立特別行政區，對臺灣起示範作用。中國於一九八二年中終於清楚表明其對香港前途問題之立場，令香港人無法再假裝一切將會如常。北京政權之公佈被人稱為「十六字解決」：

收回主權，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維持安定。（Roberti 1996）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香港官方譯名為戴卓爾夫人）於九月廿二日訪問中國，展開兩國就香港主權問題之談判。北京立場異常強硬，新華社激烈地批判英國欲繼續管治香港之打算，要英國先承認中國對香港之主權，才肯展開談判，以沒有硝煙的方式爭奪香港：

今天無論是誰企圖堅守這些不平等條約，都只會驚醒中國、英國及全世界的人憶起大英帝國侵略中國的惡行。（Roberti 1996）

當時英國之外交政策以蘇聯為首要敵人，是以希望能拉攏中國對抗蘇聯。英國商人亦對中國改革開放帶來之商機垂涎，貿易及工業部在遊說後亦本於英商之利益，指出香港既然是為與華貿易而開埠，此時亦可以為令英商能於中國改革分一杯羹而放棄香港。談判還未進入正題，英國方面就已經有人未打先輸。

英方代表於談判桌上打民意牌，指出香港居民多欲維持現狀，但中方卻反指香港未有民主制度，亦未有就前途問題啟動過公投。早前香港政府以中國反對為藉口推延民主改革，而英國亦未有決心督促香港民主化，如今香港政府雖已得到民心，卻無法將之化為反駁中國之論證。拖延民主化因而可說是英國百餘年管治中最失策之舉。不過，就算當時香港已實行民主自治，英方亦未必能佔得上風：中國政府厚顏無恥地自封為香港華人之代表，並指英中談判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對話，與香港人無關。英國以經濟牌打動中國之算盤亦打不響：中國始終對昔日中華帝國之風光念念不忘，可以為了顏面而置港中兩地之經濟利益不顧，而主權終究是北京無可退讓的底線。這樣英中兩國的談判於一九八三年陷入膠著狀態（Scott 1989）。

英國不得不向中國退讓

中國於一九八三年對保守黨前任首相希斯（Edward Heath）進行統戰。希斯始終未能原諒柴契爾夫人背叛他以取得保守黨領導權，便見獵心喜地按中國之劇本行事，到訪北京並公開批評柴的談判策略，指英國應承認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前首相之賣國言論令香港市場信心崩潰，港元匯市從年初五點九港元兌一美元，到九月底急貶至九點五港元兌一美元。財政司彭勵治（John Henry Bremridge）只好於十月中實行聯繫匯率制度，動用外匯儲備將港元匯率定在七點八港元兌一美元之水平。

英國方面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令他們不得不向中國退讓（Roberti 1996）。不過，香港之主流民意，卻一面倒地抗拒中國之侵略。根據一九八二年三月革新會之民調，有七成受訪者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有百分之十五接受在英國託管下接受中國統治，只有百分之四接受由中國直接統治。如果在港中之間作出抉擇，有百分之八十六偏好居住在香港，只有百分之二偏好居於中國。偏好居於香港的，有百分之卅六是因為香港較為自由，有百分之卅九是因為習慣香港之生活模式。有百分之廿二受訪者討厭中國缺乏自由，有百分之十三認為中國生活水準太低，有百分之十二覺得中國有糧荒之問題。倘若中國最終竊取香港，有百分之廿受訪者希望移民，而廿至廿九歲的受訪者中之比率更高至百分之四十。總體而言，香港人憂慮中國之極權體系會威脅他們珍惜的人身自由，亦不相信剛走出文革陰影的中國會確保香港繁榮穩定（Reform Club of Hong Kong 1982）。

對於香港人於前途談判中缺席，市民感到甚為無奈。香港國族才剛在世界舞台嶄露頭角，其前途就任由英中兩國宰割。對於中國在未經諮詢下自任為港人代表之野蠻措舉，香港人更是大惑不解。就如香港大學《學苑》之社論所言：

五百萬人的命運，竟然決定於兩個巨人的角力之下，這是一宗荒唐的買賣。我們只是一部機器，一件貨品，有誰理睬我們的一聲異議？我們的命運，不過是巨人手中的泥團！⋯⋯但說穿了，他們的所謂「香港人意願」，不過是哄人的騙局、棋局的一步而已⋯⋯國家、民族，掛在我們的口中，不過是一些空泛的名詞。我不相信、更加不會接受因為所謂「國家前途」、「民族利益」，便可以捐棄一己的尊嚴⋯⋯中國、英國，都不過是希望在我們身上，撈一點油水；但真正的主人是我們，五百萬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是我們的武器。波蘭的人民告訴我們甚麼是爭取，除了自己，沒有人會為道義而考慮我們的意願。（《學苑》，一九八三年九月號）

即使香港受大中華文化主義影響而有大中華情意結，他們亦不會因而樂於接受中共統治。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國是個極權國家，另一方面有大中華情意結之香港人，會視自己為一種特殊的中國人，仍希望以政治藩籬確保其獨特性。就如曾任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書院院長的史學大師余英時所言：

我長期以來有個看法，許多人包括徐復觀先生都不太贊成，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說，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臺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采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如果講民主的話，統一的問題首先要尊重當地人的意願。但是，看樣子現在中共絕不會同意，它所反覆強調的似乎只是主權一項。（李怡，一九八三）

遭滲入改革派的親共派利用

為了改變不利之輿論，北京政權加強對香港之統戰，並以改革派與華商為主要目標。改革派亦趁話題炒熱，以學運、社運為基礎成立新論政組織，比如一九八二年成立的新香港學會及太平山學會，以及一九八三年成立的匯點。他們提倡民主和社會福利改革，但由於一直以反殖為口號，令改革派未能高呼支持維持現狀。這種情意結遭滲入改革派的親共派利用，誘惑改革派出面反對英中兩國過去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部分學運人士甚至在柴契爾夫人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到香港時，到機場嗆聲抗議「不平等條約」。

改革派團體之後紛紛獲邀上北京探訪。新香港學會於一九八三年二月到中國出訪，到七月學聯亦到北京，他們回到香港後，向市民介紹中國政府的「治港藍圖」。他們受潛伏的親共派誘惑，主張將主權移交予中國後實行民主自治的所謂「民主回歸論」（So 1999）。當年有份向柴契爾夫人抗議的羅永生如此憶述他們當時如何被親共派誘惑：

其實學生提出「民主回歸」，是最易令社會接受的，因為大家覺得這是學生自己的想法，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例如另外有新香港學會這些組織，比我們成熟和年長很多，理論亦比我們強的人，如果再追溯這群人的人脈，可能就真的是國粹派的人在組織⋯⋯其他人事後才知道，不公開名字了，那些人現在你發覺他和官方機構有很多連繫，這些人其實當時都在你身邊，起著一定的作用。（馬嶽，二○一二）

改革派之所以會接受北京統戰，一方面是基於大中華文化主義之情懷，使他們視被中國吞併為比維持殖民政治制度更政治正確之抉擇。但與其說他們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希望香港社會能更上一層樓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雖然香港政府於一九七○年代大幅改善民生，但改革派仍覺得政府政策右傾而缺乏民主，覺得換了宗主國也許會有新發展空間。羅永生如此反省：

我會覺得「民族主義」只是一個託詞，我們不需要論民族主義是甚麼，但我是不是這個動機呢？「民族主義」是不是「大晒」呢？不是的，想深一層，後面是甚麼？是社會主義！換言之，有這個影子在裏面，因為社會主義，或者我們相信這些東西叫社會主義民主，或者民主社會主義，可能會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下是有空間的。（馬嶽，二○一二）

※本文摘自《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開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著作包括《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與伍子豐、易汶健合著，東寶製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及《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