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2020年02月08日 07:00:00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無時不受外在力量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個人是無計可施的。(1931年美國經濟大蕭條下,銀行外的人群/維基百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言行不一,早在十九世紀各種意識形態的辯論中即可預見:它宣稱堅信自由市場機制,但本身卻是一個經常干預貨幣匯率的公家機構;它提供資金給外國債權人紓困,卻向國內企業收取會導致破產的高額利息。勞動與商品的真正自由市場從未出現過。

 

諷刺的是,今日絕少有人會提倡開放勞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此外,儘管那些先進工業國家總是向低度發展國家告誡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的謬誤,但他們更在意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開放自己的市場給發展中國家那些具有相對優勢的物品與勞務。

 

時至今日,論爭的焦點跟博蘭尼寫作之時已大不相同。如前所述,只有立場極端的死硬派,才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面控制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都承認市場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大差異。有些觀點很容易就可以排除掉:它們其實是偽裝成經濟科學與良好政策的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近年來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此外,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同意,許多國家的管制法規既不能強化其金融體制,也對經濟成長沒有幫助,自然應予廢除。

 

近年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明證

 

但那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ers)卻把自由化往前推得更遠,遵循他們建議的發展中國家都產生了災難性後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明證。但是早在最近幾次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就已經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並將窮人推上風頭浪尖,然而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信念卻只有微不足道的證據。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

 

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家發揮其相對優勢,提高人均國民所得,但可能會導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率高的發展中國家,因貿易自由化而消失的工作機會,明顯大於因此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明顯:它結合了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使得創造新工作機會以及發展新興企業難上加難。沒有人會認為,把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能夠減低貧窮或提升國民所得。

 

服膺於自律性市場的人堅信一種賽伊法則(Say’s law),亦即勞動供給會創造出對自身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因為這對勞方的工資要求會帶來向下調整的壓力。但是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工人明確顯示了經濟失調的狀況,我們在許多國家都可以見到各種失調的充分證據。有些自律性經濟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於政府,然而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博蘭尼曾指出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才又被重新提出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則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已日漸受到肯認,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彙卻已多所改變,例如吾人今日會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到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面臨的長期失業、持續的高度分配不均、無處不在的貧困與髒亂等現象,對社會和諧會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並且造成暴力程度節節高升。

 

我們認知到俄羅斯推動經濟改革的措施及速度侵蝕了當地的社會關係、破壞了社會資本,甚至導致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認知到國際貨幣基金在印尼正值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毫無意外造成了政治與社會動亂(從該國的歷史來看,會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非常高)。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致長久以來的社會關係破裂(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而破裂的社會關係也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投資者對於將資金投入到社會關係如此緊張的國家會感到擔心,而這些國家的人民也會將資金移出,從而產生負面的連鎖效應。

 

多數社會都發展出它們照顧貧困無依者的具體方法。工業時代卻逐漸使得個人難以完全照顧自身。固然,一個農民有可能面臨歉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也可能難以存錢以備旱澇之需,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需仰仗僱傭的工作糊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無時不受外在力量所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個人是無計可施的。

 

失業並非幻覺

 

無論他們是否接受自由市場吹鼓手大加讚譽的彈性工資(這代表受僱者得接受無償解僱或自願減薪),他們本身並沒有辦法推動這樣的改革,即便這樣的改革會帶來允諾中大家想要的充分就業效果。而且這並不表示只要他們肯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會馬上有工作。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內圈外理論」(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均已明確指出何以勞動市場並不像自律性市場吹鼓手所宣稱的方式運作。無論何種解釋,事實就是失業並非幻覺。

 

當代社會必須發展出應對失業的方法,自律性市場經濟並沒有做到這一點,至少並沒有提出社會能接受的方法。(其實對此也有幾種解釋說法,但是與我要講的主題無關,故不贅述)。快速社會變遷會摧毀既有的應對機制及社會安全網,但在社會發展出新的應對機制前,新的需求已經產生了。不幸的是,十九世紀的教訓,卻被那些鼓吹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當代自由主義教條分子遺忘腦後。

 

社會應對機制的失靈,造成社會資本流失。上個世紀末就有兩個鮮活的例子可茲說明。前面已經提過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的災難。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財政部,以及其他新自由主義吹鼓手,均抗拒解決此危機的重要手段:不履約。當時大多數的貸款,都是私人信貸機構借給私人貸款人。當借錢者無法償付債務時,標準的做法就是宣告破產。

 

破產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心。但國際貨幣基金卻否決此議,認為破產違背了契約的神聖性。但它們卻無視於違背另一種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它們寧願提供經費給這些國家的政府以挽救放款不謹慎的外國貸款機構。於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卻推行一些傷及無辜工人與小生意人的政策,而他們與危機的形成毫無關係。

 

更戲劇化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國家已是共產主義實驗的犧牲品,卻又被置入下一個實驗:在政府尚未有機會建立必要的法律及制度架構前,就引進自律性市場經濟機制。就像七十多年前布爾什維克強迫俄國社會快速變遷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強迫俄國社會進行另一種快速變遷,由此帶來災難惡果。他們向俄國人民保證,只要釋放市場的力量,經濟就會飛騰—因為沒有效率的中央計劃經濟常會扭曲資源分配,又因為社會所有制而缺乏誘因,這一切將由去中央化、自由化與私有化取而代之。

 

但經濟飛騰並未出現。俄國經濟體萎縮近半,貧民人數(按每日四美元生活費的標準)從總人口的二%上升到接近五○%。私有化將少數一些人造就成億萬富翁,但政府卻無錢支付養老金給退休者—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豐饒的國家。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本意是要告訴全世界,這裡是深具吸引力的投資點。但資本卻只往一個方向流動。

 

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後大量的國內資本往外湧出。由於俄國私有化過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得不到社會共識。那些錢留在俄國的人,自然會擔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後自己會失去一切。即使不考慮政治問題,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將錢放在美國飛騰的股票市場,而不會投入一個面臨各種不景氣的國家。俄羅斯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得那些巨富寡頭有機會將其非法所得移到國外。今日來看,這些當年錯誤政策的後果已經浮現。除非政府能保證不追究財富的來源,且繼續保障其所有權,否則很難將這些大量外逃的資金引回國內。但若這樣做,也就無異於保證這些寡頭巨富不受動搖。

 

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博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反映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發展中國家及轉型中的經濟體應如何達成鉅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博蘭尼揭發了自由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道電報纜線就是聯邦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出資興建。

 

香港的干預政策確實奏效

 

替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農業生產力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制。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干預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要求進一步開放由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進口,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制裁。雖然這樣的政府干預有時候會得到辯護,認為是平衡其他政府干預行為的必要措施,但卻有許多赤裸厚顏的產業保護主義及補貼案例,像是在農業方面。我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番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

 

香港向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堡壘,但是當香港政府發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同時炒作股市與匯市來干擾其經濟時,政府就全力出手干預。美國政府為此大聲抗議,認為港府違背了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干預政策確實奏效,不但穩定了股市與匯市,破除對港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干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變革的關鍵就在於「讓市場決定價格」(getting prices right),並透過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出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展只不過是資本累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單純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形態誤會了變遷的本質—是社會整體的變遷,而非僅是經濟上的變遷。而且經濟上的變遷所蘊含的意義,也遠遠超出這些人所提供的簡單處方。正如博蘭尼正確指出,這些人的觀點是誤讀了歷史。

 

假若博蘭尼是在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表明保持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只保護社會資本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這個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貧窮也明顯減少。假若共產主義的失敗,證明市場制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麼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實際上優於自律性市場。

 

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出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出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這些人在課堂上也會提到金融體系需要更好的監管機制,但他們卻藉此機會推動更大的市場彈性:這些字眼意味著去除那種提供經濟安全的社會契約—經濟安全讓社會與政治更加穩定,而這種穩定是東亞經濟奇蹟的必要條件。當然,東亞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於短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數十億資金在全球打轉尋找最佳報酬,隨著理性或非理性的情緒快速波動而起落轉變,才種下危機的種子。

 

窮人面對的不安全感遠大於其他人

 

最後,讓我回到博蘭尼的兩個主軸,來結束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非只是另一種經濟體制,它們是對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大幅背離。但如博蘭尼指出:「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其根源都在於無法運轉的市場社會。」新自由主義的顛峰期大約是一九九○至九七年,也就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的終結就明白顯示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看法並不正確。畢竟在當時所有已開發國家中,到處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爾(Reagan-Thatcher)自由市場教條的動向,並代之以「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新工黨」(New Labor)的政策。一種較有說服力的看法是,在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國家不敢放手採用這些可能會對窮人造成重大傷害的政策,因為在東西分裂的冷戰時期,若是西方國家失敗,就會將其他各國驅趕到東方陣營。

 

但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這些國家已別無選擇,即便是風險甚大的政策,也可毫無顧慮地實施。不過,這種觀點不但無情,也很反智。因為實際上在排除那種不為多數人服膺的市場經濟後,仍有各種並不令人欣賞的措施可以選擇。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體,可能演化成為黑幫資本主義及黑幫政治體制。不幸的是,這在世界許多地方已成為事實。

 

博蘭尼視市場為更廣泛的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泛的社會的一部分。他認為市場經濟並非終極目標,而是達致終極目標的手段。吾人常誤以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是改革的目標,也因而制訂各種量表來評斷各國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這完全無視於私有化其實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實:只是將公有財產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然後等著他們回報賄絡。但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量表,用來記錄有多少人被推入貧困,有多少工作被裁減,或暴力的增加,或不安全感或無力感的升高。

 

博蘭尼關注的其實是更根本的價值。今日這種根本價值與自律性市場意識形態之間的歧異,一如博蘭尼的時代那樣顯而易見。我們向發展中國家強調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對它們最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影響它們生計的經濟議題時,我們卻改變聲調說:經濟學的鐵律讓你別無選擇,而且因為你的民主政治過程可能會壞事,所以你必須放棄一些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例如跟總體經濟政策有關的決策權),讓渡給一個受國際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獨立中央銀行。

 

為了確定你會根據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動,你被告知必須全心關注通貨膨脹,不要去管工作就業或經濟成長。為了確定你會按照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執行中央銀行的規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擴大貨幣供給。若是這套方法不靈,就會引進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貨膨脹目標機制」(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這些前殖民地,我們一方面似乎透過民主制度將權力賦予每個個體,但另一方面卻透過別的方式將權力奪走。

 

博蘭尼在本書結論中,很貼切地討論在複雜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蕭條時期曾說過:「除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他所說的不只是一般所說的古典自由,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等,還包括免於饑餓與恐懼的自由。各種監督管理措施可能會剝奪一些人的自由,但卻同時能增進其他人的自由。將資本從一個國家自由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對某些人而言是種自由,但對他人卻可能有極大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有很大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

 

不幸的是,這種自律性經濟的神話,不論是披著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外衣,還是現在華盛頓共識的新衣,都無法在不同的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因為窮人面對的不安全感遠大於其他人,而在某些地方,如俄羅斯,貧民人數正急遽上升,生活水平則迅速下降。對這些人來說,自由變少了,免於饑餓與恐懼的自由都變少了。若博蘭尼是在今日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指出,現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就在於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樣的平衡。

 

※本文摘自《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序言,作者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書作者成長於奧匈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曾任《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資深編輯,納粹於德國掌權後舉家遷往倫敦,數年後移居美國與加拿大,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家之一/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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