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松新聞工作半世紀的非典型自傳「行間字裏」之二

黃肇松 2020年02月16日 07:00:00

從民國50年代苗栗郷下的小農夫,到70年代台北銷數百萬的大報的總編輯,黃肇松走過一段漫長的奇幻旅程。 圖/作者提供

介年的寒天 小農夫有大記者夢

 

因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及需要性,新聞工作者常需要奔走大江南北,我自己五十年新聞及新聞相關工作所需,足跡遍五大洲,在紐約持續住了十一年,出差全美四十州,於旅店寄宿過的州有三十多個,天涯海角,時順時逆,亦喜亦悲,但是,「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東漢王粲《登樓賦》句)。一個人不管是失意或得志,其終生的懷念就是故鄉,「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左傳‧成公九年》)即使有絲、麻的精緻奇珍,不會讓我離棄故鄉粗糙通俗的菅草和蒯草。而不尋常的思維,常來自鄉里平凡卻合理的推敲。

 

我的故鄉是苗栗,我出身客家區傳統的農家。歷史考證,黃氏始祖出於江夏,黃氏宗祠—尤其是客家黃氏宗族,多數標掛《江夏堂》匾額,就是源於江夏之故。這個江夏就是2020年初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受到全球矚目的武漢。九省通衢的江夏,自西漢之後,各朝都曾在此設郡,成為歷史名城,近代武昌起義,打響終結滿清的第一砲,近年更成為擁有1000多萬人口的長江中游工商重鎮,今竟遭此神秘的冠狀病毒侵襲而致封城,從新聞的脈動和歷史的角色觀之,所謂「武漢肺炎」或「武肺」,可能成為江夏的代名詞,當讓後代黃姓子弟不勝唏噓。我也誠心期望,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民眾齊心協力對抗肺炎,而不是對抗武漢(江夏)。

 

黃庭堅、黃香和我都是江夏堂子弟

 

在歷史上,《江夏堂》因名列《二十四孝》的黃香和黃庭堅而大大聞名。東漢明帝時曾任左丞、尚書令的黃香是《二十四孝》中為父母扇枕溫衾的孝子,名列第十九,被盛讚為「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故《江夏堂》含義中,亦有褒揚「孝」、「德」之意。名列《二十四孝》榜尾的黃庭堅,是北宋著名詩人,江西詩派祖師,自幼以孝行聞名,及長居官,仍親自為親洗滌便器。他修建的黃氏宗祠就定《江夏堂》名號。

 

作者年少時於苗栗鄉下。(圖片由作者提供)

 

當然,孝順的意涵和實質,隨時代的推移而變遷,在東西方哲學和倫理學中更有巨大差異。在東方—尤其是中華文化中,以孝行事親,仍是一種「完全義務」(perfect duties),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遵行的自律性道德;而在西方,從古希臘哲學至今西方家庭的「契約論」,子女從父母所出,父母對子女有扶養至成年的的完全義務,以此契約代代相傳,而子女對父母的孝順是一種善行(virtue),能否做到,常需視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一般稱之為「不完全義務」(imperfect duties)。比較兩種「義務」而做取捨,相信對對類似黃香、黃庭堅所堅持的孝行,仍受全球大多數華人社會的認同。

 

1997年秋,我與《中國時報》同事俞雨霖進行長江採訪,沿江而下,第一站是四川成都,在杜甫草堂主殿大雅堂樹立的十二尊歷代著名詩人塑像,第九尊是用鑄鋼塑的黃庭堅雕像,栩栩如生,神采飛揚,我恭敬的三鞠躬,敬表尊崇。

 

我之所以尊敬的略述聞名歷史的兩位孝子,除倫理角度的觀察,也因為我家代代相傳的族譜中,居然記載著黃香和黃庭堅是我們家族的祖先。我當然希望如此,但可能性甚微,因為曾在江西南昌大學教授《族譜學》的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興淼,2002年底經我等安排,應《中國時報》發行人余建新邀請首度訪台的洗塵宴上,對我說:「中國人的族譜確為舉世罕見,但一般來說,十五代以內真實性高,十五至三十代要用心考證,三十代以上則常見將歷史上同姓名人列入族譜中,基本上是表達崇仰之意。」經此點撥,雖不減我對黃香和黃庭堅先賢的崇敬,卻提醒我是庶民後代,而非世族苗裔的事實。然而這也不減我欣賞黃庭堅以詩明志的良苦用心。他寫景如畫,但景中蘊涵深刻,含義豐富,如有名的《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之一:「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坊裏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時有歸牛浮鼻過。」

 

家族遷台是「渡海」舞作縮影

 

人不能選擇祖先,但慶幸有我勤奮吃苦的祖先。據我家族譜所載,黃氏始祖相傳衍至107世黃斗南公,於南宋末年避亂徙居今廣東梅縣雁洋鎮南福村,創業垂統,子孫尊為南福開村始祖,派下第十七世孫黃賢豪,於清乾隆末葉,率族人遷台,於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村上灣闢墾,是我們的來臺祖,續傳至第二十世祖—我的祖父秀盛公,於民國22年遷居苗栗縣內麻,胼手胝足,耕田為生,以迄父親良興公一代。

 

這一頁家族翻山過海、血淚交織、墾拓維生的移民史,正是臺灣當代舞蹈家林懷民所編「渡海」現代舞作主題的一個縮影,也是組成台灣近代史過程中的一個平凡家族的例子。其冒險犯難的艱辛和三餐難繼的心酸,世人難以體會,子孫則不能或忘。以我祖先為例,兩百三十年前,來台祖先徙居的苗栗縣西湖鄉,是當時台灣最貧困的窮鄉僻壤之一,現在仍然如此。營生不易可想而知。我祖父秀盛公六兄弟分家之時,分得一些家禽、小豬,和只能種花生的山田一分餘地,不得不到苗栗鎮郊代耕(即後來的佃農),勉強養活一大家子人,其後省吃儉用存些積蓄,才買一點水田,變成自耕農。生活仍是困頓,但至少已自立門戶。

 

作者初中時期照片。 圖/作者提供

 

此種歷程在當年台灣農村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我又不從政,所以不需要書寫類似「佃農之子」、「佃農之孫」之類的書籍來自述上進、爭取選票,只需長留心中,永遠感謝祖先們。

 

閱讀報刊陪伴我度牧童歲月

 

我很喜歡王維的《渭川田家》:「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農家沒閒人,小孩也要派上任務,全世界農村都是如此。我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就被課以照顧一頭大水牛之責。牛眾是當年農村重要的景觀,也是主要的生產動力。我家這頭公牛不像現代人家的寵物,有個暱稱叫「約翰生」,或「瑪格麗特」之類的,他沒名沒號,家人包括我在內只叫他「牛吔」(吔是客語助詞),「牛吔食飽芒」(吃飽了沒有?),「要牽牛吔去田坵囉!」牠永遠默從,不會拂逆。我的責任是每天下課後及假日拉牠到河堤邊或田埂間去吃草。

 

作者高中時期,時間為民國54年春天某日。 圖/作者提供

 

「牛吔」食量很大,我一直無法確知牠吃飽沒有,這對一個七、八歲的孩童,是滿重的壓力,但也不是全然沒樂趣,在漫長的牧牛歲月中,也有一些東西陪伴我—想方設法借來的收音機和伴牧的讀物。從國小初年級看的漫畫書如《諸哥四郎大戰哭鐵面》、《漫畫週刊》及劉興欽的《阿三哥與大嬸婆》;中年級開始看《東方少年》及學校張貼的《國語日報》;高年級漸漸懂得讀《微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聯合報》等所謂的主流報紙;考進省立苗中初中部後(那時還是六年國教時代),知識漸長,視野漸開,除了兩大報之外,伴牧讀物擴及至《亞洲文學》、《文壇》及《作品》等文學刊物,及《豐年雜誌》和《拾穗》等知識性刊物,開始我探索新聞及資訊的初階段,此一階段,台灣沒有電視,要到我大學階段,電視傳播才漸次完備。

 

資訊缺乏刺激 我想做新聞業

 

當然,因為地緣關係,廣播是陪伴我牧牛歲月的主要媒體,也是最早的媒體。家鄉苗栗東邊靠山、西邊隔著台灣海峽就是福建,音波傳送沒有阻隔,為了「壓制匪播」,除了中廣公司在早期就設了規模不小的苗栗台,也有其他機構在苗栗成立廣播電台,參加「壓制」工作。他們是地緣政治下的特殊產物,自難用一般媒體的觀點視之;當時的「兩大報」雖是民營,但黨國關係密切,加上早期銷路不大、資訊不足,在在影響資訊傳播的正常和供應的充足,所以我的早年歲月,屬於資訊不足及資訊不公的另類「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的年代,漸漸養成從事新聞工作,拓展資訊供應的念頭,想法單純稚嫩,卻能感到隨年歲增加而受它牽引的驅力越來越強。

 

介年的寒天(客語,那年的冬天),民國48年農曆新年前兩天的小年夜,全家十人在傍晚總結完成一年農事,總算吃上晚飯,「牛吔」也四腳著地、安逸的「坐」在牛欄中咀嚼它冬天的主食—乾禾。全家餐後在客廳聊天,平常嚴肅的父親突然親切問我們:「晤耶堆(你們)將來要做麻怪(做什麼)?」鼎松大哥當時已從台中師範畢業,被分發到苗栗山區泰安鄉清安國小任教,最容易回答;大姐玉英微笑著說:「繼續捏泥卵(協作農事)。」她國小畢業就在家中幫忙,最是辛苦;當時還在省立苗中讀高一的松元二哥說:「想教書」,他兩年後考上師大衛生教育系,在師大教書一輩子。

 

該輪到我了,話到口中,突然怯場,建議讓四個妹妹先說。大妹春英說:「我也想教書。」後來就讀師大國文系,也在屏東教了一輩子書;二妹秋英說:「想天天有書看。」,其後讀了輔大圖書館系,也在台北張道藩圖書館做了幾年事;三妹貴英、四妹寶英當時年紀小,都說:「要跟著媽媽。」大家都笑了,媽媽慈祥的說:「倒很實在!我很歡喜。」

 

介年寒天公開表述要當記者

 

躲不掉了。就讀大同國小五年級的我,鼓足勇氣說:「我想當記者。」剎那間,大家都不講話了,沒有回應。過了半嚮,父親問我:「晤笛介是麻怪工作嗎?(你知道那是什麼工作嗎?)」我答:「寫新聞。」,兩位哥哥露出「理解」的表情,不識字的母親做了總結:「介伊難,要努力讀書。」就這樣,帶著家人努力理解之後的善意期許,我完成未來要從事新聞工作的第一次表述。那年我十一歲。

 

黄肇松的父親黄良興(圖中)日據時代小學畢業,母親黄邱三妹(左二)不識字,很支持肇松走新聞路。圖為民國53年参加二子松元(左)師大畢業典禮。  圖/作者提供

 

表述之後,總要付諸「行動」,我向媒體「進軍」的最早的導引,是國小五年級導師徐禎祥老師。他在我的作文簿上,給予密密麻麻的鼓勵評語外,還帶著我轉戰各地參加作文比賽,進而鼓勵我向《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投稿,還替我安排「採訪」羅樹生校長有關值得報導的學校活動,一百字不到的文稿經採用刊出後,羅校長在朝會時先叫我上台,然後親自對六千多位師生宣讀我的「作品」,並嘉勉我「為校爭光」。即使已過了六十年,回憶當時看著台下投來的眼神,在有些難以抗拒的飄飄然中,對新聞工作更有一種「名利雙收」的虛榮感和不能寫錯的壓力感。

 

手足七人都支持黄肇松吃新聞飯。左為影響很大的大哥,著名的苗栗文史專家黄鼎松。  圖/作者提供

 

筆名何凡的《國語日報》前輩,著名專欄作家夏承楹先生,在其生前所寫《文章是寫出來的》大作中,「斷言」我走入新聞界,「當是奠基於中學時」。感謝夏先生的「鐵嘴直斷」,但更準確一些的說,就是奠基在我國小高年級時代的《國語日報》。我感謝徐禎祥導師的啟示:就算是一位小學生,瞭解其可能的發展傾向,好好加以引導,會影響其一生。而兩位兄長看到我當記者的志向明確,持續鼓勵,常買些報章雜誌給我當吸取知識和汲取經驗的教材。大哥年輕時就致力於苗栗文史調查寫作,亦常傳導他的經驗,感謝他們在我新聞生涯早期探索階段的伴行及導引。

 

一枝草一點露探索新聞工作

 

不論如何,路還是要靠自己走出來,一枝草一點露,勤累積匯成河。我對新聞工作的探索,在考入苗中初中部之後更見積極,寫作「領域」從《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擴充到少年版,及《大華晚報》、《民族晚報》副刊。到民國五十二年進入苗中高中部,我的「探索」呈現比較組織化、系統化和多元化的初期累積。在採訪的探索上,除繼續擔任《青年戰士報》(現在的《青年日報》前身)校園記者外,高一開始也任《中央日報》苗栗特約記者,協助採訪縣內校園新聞;在編務的探索上,任《苗中青年》總編輯,跟著國文老師兼圖書館館長童振翰跑承印的竹南印刷廠三年,在寫作上,除繼續在台灣相關報章「享受」投稿、退搞和刊用之間的比率曲折之外,經童老師精心安排,可以在圖書館內讀到來自海外的華文報紙,我看上了當時編採水平很高的香港《工商日報》,也蒙它看上了我,1964年經過試投三次之後,邀我以特約作家身份,為它的「市聲版」寫台灣的山川人物,每週一篇,長達兩年,直到高三下忙著準備「生死交關」的大學聯考才中止。

 

由香港文化界聞人洪興錦於1925年創辦的《工商日報》,是香港早年的三大報,共領風騷60年,已於1984年停刊,《華僑日報》隨之於1995年停刊,獨留《星島日報》,也早已易手。這是不是報業「葉落知秋」的早期徵兆,我不敢斷言,卻是新聞史上值得探索的一個有趣的題目。

 

完成小學中學最早期的探索

 

總之,介年的寒天,一個十一歲的偏鄉小農夫卻有個大記者夢,經過小學、中學階段的最早期的探索,從一個校園刊物《苗中青年》總編輯,到銷路超過百萬份的大報總編輯,這一段神奇之旅的風雨起伏,當非三言兩語可以涵蓋。《上報》董事長王健壯、社長胡鴻仁勸動我寫傳,很大原因在於我也很想探究其間的因果。

 

 黃肇松小學一年級開始當牧童,伴隨他的是閱讀。這段經歷他寫了「與牛共甘苦」一文,在「讀者文摘」中文版刊出。圖/作者提供

 

我從1988年開始擔任《中國時報》總編輯,任期還滿長的,所積累的影響力,是青少年時難以想像的,推動的不少創新,也是年少時只能放在想像中的,包括:報紙編排依內容分成幾落(sections),方便讀者閱讀的設計;版面上字體放大,行距拉寬,因應老人化社會閱讀習慣的安排;強化頭條新聞的採編,提高零售比率;建立一個以寫作為本位的編輯部文化,必要時,即使是總編輯也需出外採訪;建立資深記者制,強化調查採訪、深度報導及專題製作;創設包括刊登讀者來函的論壇版,加強與讀者的雙方溝通交流;建立民調中心,掌握民意變化。我相信當年《中國時報》同仁與我共同擁有的這些思維和共同的作為,對1988年之後,台灣社會波濤壯瀾的發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人文(精神)化、男女平權化、族群平等化幾乎同時來到,學運、工運、社運、婦運、環保、消保,母語搶救、搶救戰士授田證早兌及無屋者救濟等各項運動,理直氣壯站上街頭所形成的來勢洶洶的新聞浪潮,能盡可能做到平衡、周全、公平、公正的專業處理,是有頗為深遠影響的。

 

孤帆遠影碧空盡,往前繼續探

 

當然在那年的冬天,苗栗鄉下一個十一歲的男孩,是不懂這些難以預期會在三十年後出現的種種風潮的。而在這漫長的三十年間,我經歷各個階段的探索和磨練,對提供磨練平台給我的機構和個人,我心存感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我的新聞生涯探索過程漫長而路遙,即使順著浩蕩的長江走,也不免有波折。世間時有困頓,就像我千年前祖居地江夏(武漢),現時就遭遇新型肺炎疫情的巨大衝擊,但只要勇往直前,持之以恆,終能克服困難,繼續探索。我下階段的探索歷程,請聽下章述說囉!

 

《 作者素描:黄肇松 的唯一:新聞 》

  

黃肇松「矢志新聞工作」,是從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開始;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期間任《青年戰士報》校園記者;髙中時任《中央日報》苗栗特約記者,並任《苗中青年》總編輯及《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特約作家,是黄肇松少年時期對新聞採、寫、編的探索。
       

考入政治大學東語系讀語文,常常出現在政大新聞舘,把新聞系當「輔系」,後考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正途」,為其後的新聞工作紮基。
     

黃肇松的「廣義的新聞工作」,從通過髙考,進入行政院新聞局開始。為國內外的媒體記者提供資訊服務,歷任科員、編審、科長及駐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
     

1982年轉入中國時報集團在紐約創刋的《美洲中國時報》工作,歷任主筆、編譯主任、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後任《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前後在紐約從事新聞相關工作11年。
     

1987年返台,開始他在台灣大開大闔的新聞實務工作。先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時報系總管理處執行副總經理、總經理,常務董事兼《時報周刋》董事長。2008年從時報退休,任職27年。其後,先後被聘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其間曾獲世新大學聘為專任客座教授,執教六年。
     

從嚮往新聞到讀新聞、做新聞、教新聞,一以貫之,新聞,是黄肇松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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