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請叫它「武漢病毒」(中)──華夏式人道主義

曾昭明 2020年02月18日 07:00:00

在「華夏式人道主義」新面具下,「台獨=法西斯」的話術公式被「仇恨政治學」的語彙重新活化,一併與武漢病毒從境外輸入台灣。(湯森路透)

「聖王專政」下的「戰時狀態」

 

從中國的異議評論者的角度來看,WHO 顯然並沒弄清楚,目前的現實情勢已經惡化到什麼程度。有人清醒地點出:「目前最可怕的可能不是疫情失控,而是中共已決定用最不考慮人命的手段來控制疫情。」

 

透過戒嚴性質的「軍事管制」(包括繼續實施嚴格的言論管制),以「徹底犧牲一部分人生命」的方式,來圍堵疫情擴散的趨勢,來挽救中國經濟;這點,不論在天朝權力集團的眼中,或是在 WHO 的眼中,似乎已成為中國「善盡國際責任」的唯一有效方式,也是天朝權力集團重建「崛起大國」國際形象的新起點。

 

絲毫不必意外,在 WHO 宣示「COVID-19 是人類頭號公敵」後,歐美媒體評論者也逐步開始稱讚:「聖王專政」是控制疫情的好方法。

 

湖北若干地方已經進入實質軍管的「戰時狀態」。在把確診案例集合起來送入集中營的軍事管理策略下,一張「確診書」,就形同通往「死後的美麗新世界」的單程車票。這個,就是在 WHO 的指揮下,歐美媒體人歌頌的「新天堂之路」。

 

聽著這些帝王讚歌,我不禁想說:如果取締「武漢肺炎」這個名字,果然體現了「杜絕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怎麼不起來譴責台灣的公視,居然將「新疆」的集中營,說成是「聖王的禮樂教化」?

 

在武漢病毒災異下,「新疆」集中營中的維吾爾人,被「聖王衛隊」拘捕到中國而下落不明的香港人,他們的命運會如何呢?

 

在當代的漢字文化群內,其實只有「華人歧視他人」的問題,而並不真的有「他人歧視華人」的問題。假若要認真談「歧視問題」,首先該關注的,難道不是上述的的緊急事態嗎?

 

但是,這些顯然同時也是「華夏式人道主義」要全力取締的議題。一如「武漢病毒」,凡是褻瀆了「聖王專政」的「神聖性」(那個惡名昭彰的「中國人民感情」的真實所指)的事物,在「天下帝國」的勢力範圍內,絕無立足之地。

 

華夏式人道主義

 

台灣的律師呂秋遠說:這陣子聽到最噁心的話:「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性與愛」

 

從第一次的所謂「返台包機」,大家私下都發現了一個事情:天朝主義政客的「一條龍服務」——中國權力集團提供感染者,國民黨負責包機,柯文哲洩漏地點,黃珊珊全力反對集中隔離。而天朝主義政客的目標,似乎也不難臆測:儘速徹底壓垮台灣醫療體系,讓各國將台灣與中國一體對待,同時納入旅遊限制名單,促成「防疫上兩岸一家親」。

 

天朝媒體不斷每天抨擊:「台灣當局不是從人道主義出發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解決問題,而是吹毛求疵、故意刁難,想盡辦法阻撓台胞包機回台」。

 

我們很快就發現:用「裸命式的難民景觀」來製造「人權」話題,以前或許是缺錢的「國際人道組織」喜歡玩的遊戲;現在,對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帝國神學的儒官集團和天朝文人,玩弄「道德勒索」和「情緒勒索」的統治權術,也成了新顯學。

 

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坚信爱会赢》的高揚歌聲中,在四處洋溢着「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情」隨喜聲調的漢字文化群,我們沒有「政治正確」問題,而有著「道德正確」問題。

 

在「華夏式人道主義」的話術中,東洋式的「道德正確」,全盤接收了西洋式的「政治正確」,而再度將自身表象為規範人類言語行為的至高準則。

 

在帝國蔓延疫病的時刻,我相信,真正有人生閱歷的父母,都會告誡自己的孩子:記得,如果誰跟你說「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性與愛」,那個人就是最多算計的,而且,最不明白什麼是人性與愛。

 

這絕非什麼天朝主義文人以為的「犬儒主義」,而是對「華夏式人道主義」清醒的自我理解——和健康的「自我抗體」。就如同古代的老莊學派早已徹底洞識的,「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廢 有仁義

 

關於「華夏式人道主義」話術背後最深沉的政治算計,現在應該是大白於天下了。確實,「大道廢,有仁義」;古代的老莊學派應該會取笑我們,兩千多年之後,才真正明白了帝國儒教的「帝王權術」(arcana imperii)。

 

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與天朝主義藝人,對台灣沒有向「中國權力集團」朝貢,獻出口罩,獻出醫療資源,獻出醫療人力,感到非常、非常憤怒,認為我們「不是人」(=「可以隨意殺戮的非人」);這些,不是沒有「帝國的理由」的。

 

海德格,一位典型的納粹主義哲學家,在他二戰後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留下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史論斷」:

 

「在羅馬共和國時代,人性或人道,首次在其名稱下獲得了明確的思考與追求。homo humanus (人道的人)對立於 humo barbarus (野蠻的人)。在這裡,所謂人道的人就是羅馬人......在羅馬,我們碰到了第一個人道主義。」

 

顯然,海德格並不清楚東方的華夏道術,更不知道「天下帝國」絕對可以與「羅馬式人道主義」相提並論的「華夏式人道主義」。

 

不過,武漢肺炎災異中,從馬英九到天朝主義藝人與媒體人的發言,卻是讓我們見證了,「華夏式人道主義」背後隱蔽的「帝國歷史脈絡」,和其中「隱微的帝國心性」(或者,用現代話語來說,偏執的、歇斯底里的「帝國主體化模式」)。

 

然而,老莊學派其實早就知曉:種族主義者的願望,是沒有真實的道德重量的;同樣地,帝國主義者的願望,也沒有。至於「華夏式人道主義」,這種同時兼具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屬性的願望,就更缺乏「道德的重量」了。

 

從「嫉恨政治學」到「仇恨政治學」

 

隨著「帝國民粹主義」的興起,台灣一度興旺的「民粹主義批判學術產業」也歇業打烊了;因為,營造「台獨=法西斯」的話術公式,為迎接「中華型帝國主義的偉大復興」來鋪陳文化政治條件,其實就是「民粹主義批判學術產業」的本來志向。

 

但武漢肺炎的事件,也帶來了新的變化。「嫉恨政治學」的尼采式話術是退場了,不過,在「華夏式人道主義」的新面具下,「台獨=法西斯」的話術公式,卻被「仇恨政治學」的語彙重新活化了,一併與武漢肺炎病毒,從境外輸入台灣。

 

對向來主張「世界的脫美入中」的天朝主義文人,武漢病毒宛如「美帝」刻意製作出來的毒物,使得「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得以公然正當化:歐美媒體用「真正的東亞病夫」來定位天朝權力集團,用「中國病毒」描述難以阻遏的疫情擴散;對天朝主義文人,這些現象,無一不是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的當下再現。

 

對此刻的天朝主義文人,「武漢病毒」這個名字,不啻「台獨」的新化身。就像過去的「台獨法西斯」,「武漢病毒」也是某種「人性上的潘杂拉盒子」,是具備了「釋放人心深藏的仇恨、歧視、惡意」的邪惡機能的黑色符文。一言以蔽之,「武漢病毒」這個名字,內蘊著能夠召喚和支配死靈的魔性力量,不但足以摧毀「君父帝國」,更會導致「天下秩序的禮崩樂壞」。

 

兩千多年的老酒

 

從「少一點政治,多一點人情」、「少一些政治,多一些治理」等連串的「華夏式人道主義」話術,我們其實不難察覺到,它們依然暗地延續著過去的「民粹主義批判學術產業」的某些共同母題:將民主政治看作是卑賤的「現代賤民政治」,造成了「君父權威的崩解」,造成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然後,認為唯有「以德配天的聖王專政」,方能圓滿實現「儒官集團」的「賢能治理」,並且重新恢復「世界大同」的「天下帝國」,為世界人類帶來「秩序井然」的「靜好歲月」。

 

就這個脈絡來說,要完整地討論「華夏式人道主義」,原是無法脫離這種話術的原初母體——古典帝國儒教。不過,這是一篇短文無法好好做到的事情。雖然如此,依然需要在此指出:帝國儒教總是說秦帝國「焚書坑儒」,但為何漢帝國時,卻依然能「獨尊儒術」?

 

實情毋寧是:不是秦帝國「焚書坑儒」不徹底,而是「焚書坑儒」是漢儒製造出來的「政治神話」,目的是為著對抗受到漢帝國王室青睞的「黃老道術」,將任何阻擋帝國儒教的意向與作為,抹黑為「秦國恐怖」。漢武帝當然是樂於迎合和配合這種潮流的,因為古典儒術確實是「進取的、攻擊性的帝國主義思想裝置」,符合他企圖締造「帝國大業」的「帝王心性」。

 

(古典儒術的「帝國主義」性格,在表象上,似乎受到宋明理學給予了系統性的遮蔽,也因此宋明理學被當代中國的政治儒教所唾棄,認為放棄了儒教的「古典政治哲學」。可是,當代的中國政治儒教,並沒看到:宋明理學是將古典儒術的「帝國主義」形而上化了,而不是真正取消或否定了古典儒術的「帝國主義」性格。)

 

如此說來,今日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會指責「綠色恐怖」,將「武漢病毒」的命名等同「法西斯式的種族歧視」,並不是什麼新把戲,不過是兩千多年的老酒,用新包裝重新上市。(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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