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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曾經 我是個並不特別愛台灣的人

Aggie 2020年02月29日 00:00:00
來紐約念書的這幾年,作者幾乎每天都被問「Where are you come from?」「Where’s Taiwan?」(曼哈頓時代廣場/資料照片)

來紐約念書的這幾年,作者幾乎每天都被問「Where are you come from?」「Where’s Taiwan?」(曼哈頓時代廣場/資料照片)

交通便利了,回家的路卻更遠了。

 

今年過年,要不要請假回家呢?放長假了,要省機票錢一個人在國外待著,還是狠下心刷機票回去,即使只能待個幾天?

 

這種掙扎,是我在出國前,從未感受過的。15、6小時的長途飛行雖然遠,但是習慣了以後倒也不至於難以忍受,只是走得越遠,看得也越遠了,回家這件事,也不再只是形式上的意義而已。

 

從大一開始就愛旅行,只有出發時間和一張單程票的那種,而反對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少過,例如:女孩子不可以一個人去旅行;年輕人就是不負責任、叛逆;我們以前哪有這樣,一定是被寵壞了,沒有被好好教育…對著這些因為隔閡而毫無商量餘地的人們,我也只能內心無奈、面上故作深沉的說:「旅行,是為了再次找到回家的路。」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嘴上雖常常戲謔的說自己天生愛流浪,但是誰又會真的喜歡一輩子沒有歸屬、從來不知道自己該屬於哪裡的感覺。

 

屆滿28歲那年,我毫不猶豫的提著兩大箱行李,搭上前往紐約的班機,或是因為年紀,我無法再單純的沉溺於追求理想的日子,所以當打工─存錢─旅行的小確幸不再能使我忘卻疏離感帶來的痛苦時,我被眼前的苦痛說服了,能帶自己回「家」的那份歸屬感,並不生長在這片孕育我長大的土地上。

 

旅外,似乎成了我唯一的救贖,因為留下,看不見希望,不離開,學不會改變,而不改變,等待著的,似乎只剩這人世間的載浮載沉,待時代的洪流將整個世代徹底的淹沒。

 

我不確定心底那種深層的苦痛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醞釀的?小時候我認為自己的疏離感,是與生俱來的性格扭曲,是來自非本土「外來」家庭的我,天生缺乏和這片土地的地緣所致。總覺得長大踏入社會,大家有共同生活經驗和奮鬥目標之後,這份隔閡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所以迫不及待的高中一畢業就出外打工,享受了幾年平日認真上課打零工,一放寒暑假就利用不用上課的時間,到處旅行直到存款花完的瘋狂日子。

 

可惜美好的日子消逝的太快,大三那年,政府推行了22k的薪資補貼政策,當然最後補貼並不是補貼,而是成了新一代大學畢業生薪資的標準,我仍後知後覺做著白日夢,但也不得不震驚於,因為害怕畢業後銜接不上工作,還不起就學貸款,而不得不把重心從學業轉向職場的眾多同學們,這本該是最美好的年紀,難道我們不該懷抱著理想?難道我們不該有所期待?

 

旅外,總沒有輕鬆的,畢竟離開了家,再也無所依靠。

 

將近30歲才選擇出國,反對的聲浪和理由又更多了,學生時期,我身邊就沒什麼出國念書的朋友,在25歲以前也從未有過「留學夢」,只是比起要適應陌生的環境,或是16小時的飛行,為了被貼上正確的標籤,無助的等待著自己所有不合時宜的性格,全部被磨平稜角的日子,更讓我覺得害怕。身為業界少數到不行的性別、疏離的第二代台灣人,加上選擇了一個前景不被看好的產業,經常要面對各種質疑,我似乎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去體會「未知的恐懼」,漸漸地我也理解了,原來「 所有的不確定性,都必需被賦予一個名字,或是貼上標籤。」

 

在離開台灣這個「舒適圈」之前,「何謂台灣」這個問題是不需要思考或是討論的,所以它的重要性也經常被低估了。我並不是個特別愛台灣的人,但是來紐約念書的這幾年,幾乎每天都被問「Where are you come from?」「Where’s Taiwan?」「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country?」看著來自各國的同學,從歷史事件、食物、藝術、音樂、名人、特產、與各國關係…等等不同角度,侃侃而談介紹自己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我本以為很嚴肅、離自己很遙遠的「政治社會」議題,其實是人與人相處的根本。

 

在台灣的時候,不會有人問你台灣在哪裡?台灣是什麼?你說中文為什麼不是中國人?我2013年來到紐約,當時班上的中國學生,每屆最多一兩個,混雜在一堆國際學生裡不算突兀,但是到了後來,一個班級甚至有將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學生,校園裡不論走到哪裡,都是成群移動的捲舌音,這個時候台灣腔就顯得格外突兀,若是幾年前,我絕對也不會想到,有一天解釋自己的價值和立場,會是這麼裡所當然的日常,因此我也不得不重新去思考 ─「台灣到底是什麼?」「我們和中國哪裡不一樣?」「當外國人看著我這個所謂的台灣人,他們看見的又是什麼?」而這一切為的沒有別的,只因為…「有些立場如果說不清楚、講不明白,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便永遠充滿困惑與矛盾。」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尚且如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想必就更不用說了。最終,在這個充滿各國留學生、過客的城市生活的一小段歲月裡,我意外的學會,我們不需要急著被貼上標籤,去符合未來一個若有似無的期待,但是作為一個確實存在的個體,我們不能連一己的立場都說不清楚。

 

不論走得再遠再久,終究得心繫這片土地,似乎就是我們這世代的宿命。

 

2020年的一月,我在那種「自己的家自己守護」的感覺裏頭,第一次找到對於這片土地的歸屬感,選舉的結果是好是壞,再過個十數年自有定論,但是因為所有人的努力,我們又掙扎著翻過了歷史的一頁,是值得歡喜的。喜的是,我們撐出了一方的對話空間,所以各種可能性得以繼續成長,喜的是,即使爭執的面紅耳赤,我們依舊得以自由的各自表述。自我認同和土本價值的探討本就是條漫漫長路,我還沒想清楚自己更愛是台灣二字所代表的「自由和族群融合的想望」,還是如今各種「對立的現況」,亦或者「容許各種聲音的存在,本該就是自由的代價?」

 

希望這片土地能有真正的去包容各種異類和族群存在的一天,只是一己的私心。不過大概只有如此,我才不再需要執著於「回家」或「不回家」這個決定,而是可以肯定的、驕傲地說 ─「台灣」我回來了。

 

※作者為紐約大學(NYU)雙碩士- 音樂科技碩士暨錄音製作(Tonmeister)- 畢業, 現為自由聲音藝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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