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正沉醉於台灣地區所謂「林立情愫」（無罹患COVID-19的零確診案例）的小確幸，只是，過不了多久，卻是傳來敦睦專案艦隊的磐石艦上，至少有24位官兵確診染上新冠肺炎，而且疏於所應該要有的把關機制運作，致使疫情的群聚擴散，恐會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大缺口危機，這也使得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科層運作，是要有理性化論述的必要。

 事實上，從年初開始國家機器便提前部署於應有的策進作為，特別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層級更迭，只不過，從三級的疾管署（署長）到二級的衛福部（部長）以迄於一級的行政院（還是由部長充任指揮官），重點就不全然在於層級的逐次提高，而是管轄和主責的業務範圍，是否有提升到相與對應的層級事務（似乎只是限縮在新增病例或致死人數的訊息報告）？就此而言，不同層級之於不同指揮官的人選派任，自當是要有不同位階與執掌而來的不同角色規範，無疑地，從這個觀點切入，窺見於今年（2020年）一月所正式啟動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人選，不變的還是同一個人，但是，從「夠格」到「適任」而來的「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卻也指陳出來如何有其不同層級的不同策進作為，藉此避免將一級的最高層次，降格以求於作業範疇的低階庶務性質。

冀此，這一次敦睦艦隊群聚擴大所造成的防疫缺口，無論是否要啟動如常的敦睦作業抑或是提前返航的資訊管理及其離艦下船之後的隔離或防疫措施，在在顯現出來這不僅止於部會之間的水平協調失靈，更是一級指揮的權限未能下達於所有部會的垂直管理，特別是重之重的國防單位，事已至此，除了是對於敦睦艦隊群聚擴大所造成「遍地開花是海軍」、「海軍足跡遍臺灣」抑或是「保家衛國敦睦艦」有所感嘆外，相關聯的停損措施自當更是要有禦敵從嚴的超高部署。而此一從確診治療到機構隔離或是自為封城的應變作為，一方面突顯出來的是需要中央與地方或是跨縣市政府的協力合作，另一方面則是其所涉及到從衛生、教育、社政、警察、勞動到民政等等由下而上的臨場應變，如此一來，更加彰顯一級性質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角色定位和功能運作的重要性。

換言之，執掌部會之間的事務協調以及目標決策的行政院高層，不應該只是如同影舞者般逕自下指導棋，而是舉凡從秘書長到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抑或是兼具公衛與醫療背景的副總統，該是挺身而出以讓職權能夠相符於一以貫之的決策斷行？畢竟，從單一部會到跨部會、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從醫療公衛到其它專業，是要有從人治到法治以及從事務官到政務官的制度性養成建置，而此從指揮中心的中介角色到指揮官的能力加給，直指出來的會是國家機器的如常運行，更是要有超越政黨輪替之於文官與政務官的育成機制？

總之，從敦睦艦隊群聚擴大以反思「彼得原理」的論述真義，倒不盡然是指涉順時鐘部長的不適任，而是因其某種特質、特殊技能或順遂境遇，藉此按兵不動於層級與位階之調整和提升，及其所應該要有的整體配套措施，以此觀之，對於該項的敦睦群聚效應，更是要有從上而下的自為反思，否則，出現的就不只是一群疲憊無奈的一線人員，而是過往的努力作為和國人的安危，盡付於科層組織人治思維的運作失靈。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