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蔡英文將於5月20日就任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將指引台灣未來四年國家發展方向，觀諸1月11日連任當選之夜她所揭示的「和平、對等、民主、對話」概念，可知：更成熟的民主政治體制是台灣維持現狀最關鍵的元素，只有成熟的民主才能凸顯中國威權體制邪惡的本質；國內政經體制諸多的改革更繫於朝野能否透過成熟的民主運作順利完成。

這讓我想起李前總統在2006年一場演講中所提及的：「台灣今日面臨民主轉型以來最大的危機，在於台灣已經被兩個極端主義所綁架，整個社會陷入不是藍即是綠，不是統即是獨，…這兩種極端主義，對社會和諧、團結帶來不利的分岐。」李前總統更指出造成社會分裂的原因不在於貧富懸殊，不在於種族，也不在於宗教，而是族群矛盾，這是受到長期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之後的歷史遺緒。14年來，國會對立依然嚴重，朝野政黨關係未見改善，族群矛盾在中國統戰搧風點火下，進一步演變成國家認同的歧異。

1970年與80年代，法國政治學者杜比爾(H. Dubiel)與戈謝(M. Gauchet)指出，多元民主社會中，對立雙方基於自利，願意透過對話尋求共識，此時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s)具有整合與團結社會的功能，不會成為裂解社會的溶劑。民主政治機制就像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的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價格機能」，能調合各方不同利益，讓資源配置達到最適狀態。

如同價格機能是否能有效率分配資源需視市場結構，民主政治機制是否具有整合社會的功能，需視民主類型而定。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Sir A. Lewis)曾於1960年代在數個西非國家擔任經濟顧問，目睹民主政治無法在這些國家正常運作，發現原因並不在於民主本身的問題，而是民主類型不對。曾撰寫《歷史之終結》一書的福山(F. Fukuyama)亦發現：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所羅門群島獨立後，這些由不同部落組成的國家，由於部落利益高於一切，「贏者全拿」的政治模式造成政治權力無法共享，部落間利益與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不再是「或多或少」(more-or-less)類型的社會衝突，而是「你死我活」(either-or)類型的社會衝突，整個社會呈現分裂狀態。為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學界遂提出透過協商形成共識的「共識型民主」政治模式。

台灣自2000年政黨輪替後，二十年來無論是少數政府或多數政府執政，皆採「贏者全拿」政治模式，再加上「中國因素」，加深政黨對立，形成民主內戰。（合成畫面）

台灣自2000年政黨輪替後，二十年來無論是少數政府或多數政府執政，皆採「贏者全拿」政治模式，再加上「中國因素」，加深政黨對立，形成民主內戰。此次，蔡總統以史上最高的817萬票連任成功，應嚴肅思考是否以「共識型民主」取代「贏者全拿」的政治模式，以紓解國家認同歧異引發的「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否則國家認同歧異仍將成為未來政經改革的障礙，喪失千載難逢的改革契機。

至於國家認同歧異所引發的「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如何處理，以利民主政治正常運作？已故政治經濟學大師赫胥曼(A. Hirschman)認為唯有先對「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採取與對方共存的模式，「或多或少」類型社會衝突，才有可能在民主政治機制下，成為整合社會及促進團結的黏著劑。朝野領導人若對國家認同歧異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以「維持現狀」作為解決「或多或少」社會衝突的協商基礎。只要透過協商取得改革共識愈多，將台灣建構成為更公平、更有正義的多元民主社會，民眾站出來捍衛台灣主體意識的意願愈強，國家認同歧異就愈不重要。自然而然，「或多或少」類型社會衝突就會成為社會整合與團結的黏著劑。

政治畢竟還需協商，不能說誰贏得選舉，掌握政權，就控制一切，權力必須分配共享。目前台灣無法依靠朝野政治人物一時發想去形成共識，還是期望即將就任的蔡總統積極建立能誘導協商的機制以及權力共享的制度安排，讓台灣能避開「贏者全拿」的政治模式。更重要，施行「共識型民主」制度的國家，通常在社會安全、司法、人權保障，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表現更加卓越，也符合台灣人民的期待。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