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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韓成功讓中國少了一個對台統戰的窗口

秦胆 2020年06月17日 00:00:00
罷韓之後蔡政府不宜高興過頭,除卻強化反統戰意識與策略之外,應當正視韓流所裹挾的百萬民意的經濟訴求。(蔣銀珊攝)

罷韓之後蔡政府不宜高興過頭,除卻強化反統戰意識與策略之外,應當正視韓流所裹挾的百萬民意的經濟訴求。(蔣銀珊攝)

本月六日,九十三萬高雄人投票罷免韓國瑜,超過兩年前投票給他的八十九萬。九日,韓國瑜在臉書表示不會提起任何訴訟。隨著罷免案的塵埃落定,六百多天的鬧劇也終於畫下了句號,韓國瑜成為台灣民主史上首位遭罷免的直轄市長,高雄也恢復了橋頭與美麗島的精神。

 

罷韓成功本不意外,韓國瑜就任市長後不兌現競選承諾,當選市長不久就跑去選總統,選前選後荒腔走板的言行也早已抵消了先前精心形塑的庶民感,競選時極力去政治化,高呼「高雄發大財」,但又與中國保持曖昧不清的關係,加之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爆發,讓亡國感情緒大為發酵,中間選民紛紛轉向。

 

親中市長的崛起與隕落

 

從落選到罷免,統媒和陸媒等輿論工具矛頭直指民進黨,認為罷韓是民進黨選舉奧步所致,這也是中國側一貫拉藍打綠的統戰策略。雖然從根本上來講,蔡英文第一任期的政弊導致韓國瑜的崛起,即年金改革和同婚合法化激起保守勢力強烈反彈,勞工、農民和漁民也有相對剝奪感,但選前選後不乏中國操盤的痕跡,韓國瑜本人也樂於迎合中國統戰,從訪問大馬簽MOU對象有統戰背景,到罷韓期間「打狗事務所」創辦人跟統戰團體有關,從市長競選期間支持韓國瑜的網軍IP位置來自中國,到對百萬港人示威一事受訪回答「不清楚、不知道」,從湖南台辦幫韓國瑜賄選到上任後進到中聯辦,如此種種,用親中市長來形容韓國瑜毫不過分。

 

諷刺的是,一九八八年韓國瑜碩士論文《從中共對台統戰策略看兩航談判》所寫的正是中國對台統戰和一國兩制,文中寫道「中共對台統戰策略是有一套完整的政略與戰術計畫,整個統戰最高戰略目標定位於解放台灣,使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管轄下的一個地方政府,此戰略目標恆久不變。」這說明韓國瑜是知曉並配合中國方面統戰的。

 

就隱性層面來看,韓國瑜崛起的脈絡中夾雜著省籍情結的因素,韓流也是親中統派勢力的回潮。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台灣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在一九七一年外交困局、九〇年代寧靜革命和二〇一四年太陽花三個節點加速,尤其是在太陽花之後,國民黨步步潰敗,二〇一四年九合一選舉中六都丟五都,二〇一六年大選,國民黨不僅失去了總統大位,還喪失了立法院的優勢,可謂敗走台灣後最大潰敗。民進黨完全執政後,推行的轉型正義和清理不當黨產,客觀上從財政和歷史論述層面削弱了國民黨的地位。

 

好景不常在,改革成效不彰、方式欠妥,使得民眾使出懲罰性的投票行為,韓國瑜也在這一節點以「高雄發大財」作為口號,憑藉網路行銷的手段和庶民感的話術,區隔於馬英九、郝龍斌、朱立倫等黨內菁英甚至對手陳其邁,成了網絡上討喜的非典型政客,國民黨的邊緣人由此迅速累積了聲量與聲勢,二〇一八年九合一選舉中攻下作為民進黨傳統票倉的高雄,台灣政治版圖再度反轉。

 

競選時,韓國瑜就曾強調自己的眷村出身,而韓粉中不乏眷村及軍公教群體,他(她)們不僅是年改的利益受損者,也在廿載民主化與本土化進程中日漸邊緣化,對韓國瑜的支援正是對於往日記憶的投射。此外,外省血統和擁抱九二共識的態度也讓中國方面對其有非同一般的信任,希望情感及經濟上擁抱中國的競選人韓國瑜上台也有遏制、逆轉本土化思潮的考量。

 

兩年後的罷選則是透過民主機制拔除了南部重鎮的中國代理人,避免了紅色滲透進一步擴大,讓中國少了一個借由行政資源名正言順對台統戰的窗口,進一步來看,韓國瑜「發大財」的口號的確呼應了民眾產經層面的訴求,但他鼓吹的「發大財」卻是建立在倚仗中國市場的基礎上,罷韓成功也接續了太陽花學運中經濟自主的意涵。

 

面對敗局,韓國瑜不願反思自身的問題,江啟臣也不願與之切割,反過來將責任推給外界的抹黑與運作,還一致誓言要替許昆源討公道,這折射出國民黨反思和自我革新能力低下,對民眾而言在觀感上減分,進一步削弱國民黨的統戰價值。韓國瑜的隕落還間接敲打了台北市長柯文哲,從罷韓前後柯文哲的言行來看,等而下之的他對自己是否會步韓的後塵有揮之不去的擔憂,考慮到韓柯二人之間特殊情誼和白色力量與韓流的相似性,柯文哲與民眾黨在二〇二二和二〇二四的命運也值得關注。

 

面對中國不善罷甘休的強硬姿態,蔡英文第二任期內兩岸緊張態勢勢必持續,第四次台海危機也並非危言聳聽。(資料照片/總統府提供)

 

中國答卷:繼續強硬

 

對燃燒一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國交出的答卷是《國安法》,寧願承受香港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和美國制裁的代價也要強推惡法,同時也不再顧及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垂範作用。唇亡齒寒,同樣作為紅色輸出前線陣地的台灣,面對香江變局應當迅速擬定、施行對港人道救援的制度化方案,這也是繼疫情之後台灣又一個展現國際形象的契機。

 

面對中國不善罷甘休的強硬姿態,蔡英文第二任期內兩岸緊張態勢勢必持續,第四次台海危機也並非危言聳聽。首先,二〇二一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執政黨本身具有深厚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基因,在百年之際不排除透過對外行動展示國力,來強化意識形態的正統;第二,二〇二二年北京和張家口兩地將舉辦冬季奧運會,上一次二〇〇八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之際也正是國民民族情緒沸騰之際,而同年台灣也將舉行地方選舉,大概率會在此段時間推行第八次修憲,中國側「非統即獨」的二元思維會將修憲也視作漸進獨立的動作,屆時兩岸局勢不排除會重現類似一九九六年般風聲鶴唳的可能;第三,二〇一八年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憲案正是指向對外「功業」的考量,隨後接連遇到美中貿易戰、香港反修例和新冠疫情衝擊,但並未對中國造成類似於一九七一年外交變局對台灣般的強大壓力,自然也不會有收縮的動力,反倒是會逆向強化一元體制的自信,當局奉行強硬路線也因此會更加堅決;第四,國民黨統戰價值貶值,美國朝野反中態度的趨同,意味著台灣內外模糊與運作的空間日益狹窄。

 

考慮到暴起暴落的韓國瑜和承載八百一十七萬票民意的蔡英文,中國對台統戰的步調會有所變化,接下來的四年很可能越過藍綠對兩黨保持一貫的壓力,區別於以往借勢政黨輪替和選舉的方式。對中國而言,買下台灣比打下台灣更划算,即透過經濟磁吸加速台灣空洞化,以經促統,所以諸如三十一條、二十六條、十一條的加碼惠台不會停止,這也是承襲治港故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中國就憑藉廣闊的市場及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吸引外來資金與技術的持續投入,逐步形成兩地高度依存、產業分工的一體化格局,使得香港資本家的政治態度都受制於客觀經濟環境影響與中國的統戰操作,由原效忠港英政府全部轉向中共政權俯首叩頭,而近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亦有讓三地經濟和生活圈進一步一體化、對港推進二次回歸的宗旨。

 

對台灣而言,經濟磁吸比其他方式更難拆解,面對資訊戰、心理戰和安插代理人,台灣透過既有機制(如罷免)和立法修法(如《反滲透法》)大抵能夠亡羊補牢,中國對台單純文攻武嚇又拉大兩岸心理鴻溝,不時會反向助選,而台灣在產經層面的政策調整則要面對九〇年代以降兩岸投資環境反轉和對中經濟依賴程度仍高的尖銳現實,蔡英文第一任期力推的新南向政策真正成效幾何還尚需時間檢視,產業結構轉型的議題也考驗蔡政府和整個台灣社會的智慧。

 

罷韓之後蔡政府不宜高興過頭,除卻強化反統戰意識與策略之外,應當正視韓流所裹挾的百萬民意的經濟訴求,在瞄準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型之餘,針對青年低薪、房價高企、農漁業、觀光業等業者的生活保障等議題也不該輕視,正視庶民經濟的召喚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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