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的美國，開始展露它欲領導世界的企圖，因而同一時期，原已忙碌不堪的國會山莊遂出現了大量聘用國會助理的需求，他們除了是議員的私人助理，需要適時反映選區利益，更重要的是，還必須是肩負預算、法案和深及各項國家政策的專業幕僚。大量國會議員助理的出現，自然也一定程度修正了美國的權力結構。

因為另一方面，美國行政權日益擴大，早讓原本議員的幕僚體系顯得太過薄弱，導致行政、立法權力嚴重失衡，直到藉由議員助理規模大幅擴充，才讓國會有足夠能量去抗衡相形坐大的行政官僚，國會議員幾乎可不再依賴行政體系單向的資料報告，便隨時可借重助理的專業去糾正行政權的弊端。90年代美國眾議院的國會助理，光議員個人聘僱者就已多達7千多人，參議員的個人助理總計也有3千多人之譜，於是才一度有「美國是由參眾兩院國會助理管理的國家」這一形容。

這一形容詞起初確實是正面意義居多，試想龐大的官僚體系，其法案、預算和政策內容千頭萬緒，就算是議員本著專業問政，也無從應付日益繁雜專業的政治事務，行政部門隨時可以依其需要擴充編制，增加任事人員，一來有面對國政巨大化的現實考量，二來也是為責任分工的必要，但負有監督之責的國會議員，縱使選區議員員額增加，也不可能提升到和行政體系同等程度，那麼，為補足國會蒐集、分析資料的不足，尤其要避免立法權過度萎縮，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幅增加議員助理員額，就會是當然途徑。

進而，國會助理不僅人數提升，專業性也愈加受到看重，而且工作也不再侷限選民陳情或是協助議員草擬法案，而是全面性地建構起一名議員辦公室就彷若一個政府專業部門的作用，從政治策略、政治活動、監督主張，甚而是媒體行銷，直至形塑一個議員的完整角色，議員助理幾乎全部包辦。80年代美國國會議員助理全盛時期，可謂就是龐大的國會助理陣營在左右這個國家，直到國會助理權力過度膨脹的警訊出現，此前一波又一波的國會助理熱潮才告緩解。

或受美式國會運作影響，民進黨早年居於國會少數階段，幾位指標性的立法委員，其實都曾在既定的助理員額下，另外自聘龐大的幕僚群襄助，縱然是所謂「明星級」的立委，其本人在國會殿堂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表現，很多也都是集結眾人之智，並沙排推演後的成果發表，雖然還不到彷若美國國會助理那般左右了國政，但至少他們確實不斷打造出多個足可挑戰當時那「帝王級政權」的領袖人物。

甚且，直到民進黨所謂「幕僚世代」一一自不同政治場域中浮現出來，不也才讓人據此比對出國、民兩黨世代養成的差異，在這之前，那些宛若隱形存在的國會議員助理，有幾個曾跟著「老闆」一起衝進立法院內協助叫囂幹架？國會議員助理，不只是國會議員助理，也許其內涵和美國國會山莊的想定不盡相同，但也一樣不應輕易浪費這一職位對一個黨的價值意義。
 

議員打破自己上班場合的窗戶進入佔領，已經讓人滿頭問號，在議場內進行朝野抗衡攻防之際，又再仰賴其助理充數助陣，還和敵對政黨的國會議員直接發生肢體衝撞，國會議事規則、倫理是一回事，一個稍具抱負的政黨，一個自詡為稱職在野黨的國會議員，是否太過低估了國會助理的角色，如果仍停留在民進黨在野的時候不也如此這般蠻橫衝撞，或執著於這就是人少的戰術，那也只證明了自己根本到現在都還看不清楚敵人是誰。贏了戰役、輸了戰場大概就這個意思，更何況戰役也未必是贏，此刻，國民黨的格局確實是堪慮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